陈述家庭经济情况范文(精选20篇)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篇

(一)认真做好审前的调查工作。了解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单位的基本情况和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有关的情况，听取纪检、组织、监察、人事等有关部门的意见，收集相关资料。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在审计调查的基础上，明确审计目标、审计范围、审计重点、审计要求、审计组织、审计方式、延伸审计单位、其他审计事项等，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

(三)组成精干的审计组。挑选业务精通、有责任心、事业感，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的审计人员任审计组长，实行审计组长负责制，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任务。

(四)认真履行审计程序。严格按照《xxx审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坚持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审计进点前的公示，变闭门审计为开门审计，实行“一谈二会三制”：即背靠背，个别谈话、进点时召开座谈会和要情分析会、审计项目三级复核制度，认真负责地出具审计结果报告。

(五)提高审计评价质量。审计评价应坚持明确具体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领导干部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党和国家有关经济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情况、重大经济活动决策和执行情况、经济事务管理情况、个人廉洁自律等情况为重点，严格区分现任和历史责任、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主观责任、工作失误与渎职及贪赃枉法的界限，客观、真实、准确地评价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

(六)充分发挥全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的作用。充分利用纪检、组织、监察、人事等部门信息资源，经常向联席会议汇报情况，征求意见，取得相关部门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及时通报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情况，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和解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经济责任审计的顺利进行和妥善处理各种问题打好基础。

1、过去的一年，我区在市、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振兴*区域经济战略来抓。

2、民营经济工作中的不平衡问题，特别乡镇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一直是制约全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市政协：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县各级、各部门把民营经济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解放思想，强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使民营经济保持了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4、按照统计增加值核算对民营经济的界定，民营经济是指资产归我国内地公民私人所有的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混合经济和其他经济中的私有经济成分。

5、___街道众泾村党委，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亮点，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活力源。

6、根据市政协安排，近期，区政协经济城乡建设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对我区工业经济发展情况开展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近年来，xx区始终坚持以xxx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的xxx、xxx精神，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面贯彻东向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工业强区、商贸大区”两个定位，按照区委“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力崛起”的总体要求，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为促进，工业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7、接到调研情况通知后,县民企局高度重视,会同县工商联、工商局形成调研小组,对县域小微企业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研,先后座谈、走访企业40多家,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50多份。

8、接到调研情况通知后，县民企局高度重视，会同县工商联、工商局形成调研小组，对县域小微企业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调研，先后座谈、走访企业40多家，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50多份。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市上下认真贯彻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市委“一抓三突破”工作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运行稳定恢复。但由于我市经济结构不优、传统产业主导、创新能力不强、缺乏龙头带动等问题依然突出，全年经济在波动中下行。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0年全市GDP实现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下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同比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同比增长。

2020年，全市经济运行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总体稳定恢复、波动中趋缓”。

经济运行缓慢恢复，但基础不牢固。2020年，一至三季度GDP累计增速分别为、、，全年GDP下降，较前三季度回落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波动中下行，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仍不牢固。GDP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建筑业产值及商品房销售面积四季度基数尾翘导致全年增速大幅下滑。2020年，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同比下降，若按零增长测算，下拉GDP增速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若按零增长测算，下拉GDP增速个百分点。

农业稳产保供得到保障，涉水产业发展壮大。2020年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一是粮食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总产亿斤，比去年同期增长。其中，夏粮总产亿斤，增长，秋粮总产亿斤，增长。二是生猪生产持续较快恢复。为保障全市生猪生产供应，市里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在用地、_、上市等方面支持重点企业扩大生猪生产。初步预计，全年生猪存栏、能繁殖母猪存栏比上年末分别增长、11%。三是大力发展涉水产业。我市充分利用南水北调6亿方水资源优势，发展稻鱼混养、稻虾混养、鱼虾精养等生产模式，助推涉水产业发展，实现农业增产增效。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经营效益逐步改善。去年底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工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但随着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电费补贴等利好政策的实施，全市工业生产逐步回暖，5月底以来实现逆势正增长，表现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年底受环保限产的影响，增速有所放缓，2020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在多项复工复产利好政策的实施下，企业经营效益出现好转，盈利能力增强。分行业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营业利润同比下降，低于收入降幅个百分点，其中凯达汽车受益于政策利好，利润增长27%。农副产品加工利润增长，高于收入增速个百分点。纺织服装业利润扭亏为盈。

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工业投资增长乏力。202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较去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同比下降。2020年投资增速放缓，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投资前景不明朗，市场需求疲软，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等诸多因素影响，使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项目少、规模小且进展缓慢。2020年，全市新开工项目仅81个，较上年同期减少32个。新开工项目中，计划总投资超亿元的仅27个，超5亿元的仅7个。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消费市场逐步好转。初步预计，2020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23121元，同比增长，高出全市GDP增速个百分点。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年消费市场各月较去年同期均呈下降趋势，但降幅逐月收窄。2020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同比下降。

物价及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保持在目标可控区间。2020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处于3%的可控目标内。据人社部门统计，全市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4246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380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以内。

财政收支增幅平稳，税收占比提高。2020年，全市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其中，全部税收收入完成亿元，同比增长。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较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同比增长。

金融存贷较快增长，存贷比略有下滑。止2020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同比增长，较年初增加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同比增长，较年初增加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同比增长，较年初增加亿元。存贷比为，较去年同期降低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2020年全市经济运行稳定恢复，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同时应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市产业结构不优，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犹存，经济稳步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下一步，要以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河南省、南阳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基本现状

近些年来，家庭日趋小型化，多为4口之家或2口之家，子女结婚后多会采取与父母分家生活。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非婚同居、未婚早孕早生逐年增多，离婚率和赡养老人纠纷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村离婚现象日益突出，对传统的农村家庭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年的5年间全乡结婚267对534人，离婚9对18人，如下表：

时间结婚离婚复婚

**660

2**640

2**393

2**471

**515

合计2679

二、存在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现象

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困扰着我乡党政相关部门。改革开放后，婚俗和传统婚姻家庭发生了变化，由于受电视、电影、小说、录像等影响，年轻人的爱情观、婚姻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以前由父母作主或媒妁之言的婚姻转变为年轻人自己决定自己婚姻，出现了事实婚姻。还有为数不少的父母和子女法制观念淡薄，明知《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但随着青年人性生理早熟和贞操观、性观念、性道德的变化，婚前性行为变得越来越多，做父母的不严加管教，这成为早婚早孕早生的直接原因。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有50%以上的女青年已怀孕，少数女青年仅18、19岁就生下了一孩，等达到法定年龄再到民政办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怪现象。

三、农村家庭离婚案件和赡养纠纷增多的主要原因

1、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与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频繁向外流动，走出闭塞的山区环境，到外面寻找增收致富新路子，导致经济独立，人与人交往增多，新的人际关系因素很容易渗透到原有婚姻关系中，从而破坏了原有的婚姻关系。

2、家庭暴力是引发家庭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家庭暴力所致，离婚案件在农村有增无减。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不合，或因男方喜欢、酗酒等恶习，女方责骂后便经常打架吵闹，或因家庭琐事争吵而导致离婚。农村男女一般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夫妻间产生隔阂后不能及时沟通，若双方或家庭其他成员因意见异议而产生分歧后，导致夫妻感情恶化，一气之下就协议离婚或上诉法院，根本不考虑子女的健康成长。

3、婚外情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因男女双方或一方长年在外打工，价值观、人生观、婚姻观有了巨大改变，产生了婚外情。有的是原有婚姻感情基础就不牢固，外出务工后，导致农村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多。少数农村妇女道德观念、家庭美德、家庭责任心和法制意识淡薄，一但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就违背传统美德，不顾丈夫与孩子，离家出走，长年或几年杳无音讯。

4、农村养老纠纷增多。很多60～70多岁的老年人还自立自强地过着自给自足、无人孝敬、独立门户的日子，有部分老人养老问题主要依靠家庭子女供给，供给采取兄弟几个共同承担，约每个老年人年均得到赡养费300—600元。有些老人一生劳碌，积下了一身的疾病，由于没有钱，只好拖着疼着忍着等着生命结束。大部分老年人苦到丧失劳动力为止，只有少数人靠儿子赡养，而且赡养过程中有的家庭兄弟之间或老人与子女之间会发生矛盾纠纷。

四、对以上存在问题的思考建议

为减少农村离婚案件、家庭暴力、赡养纠纷和早婚早育及非婚生育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普法力度，加大《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山区群众的法律意识。同时，大力开展传统道德教育，让人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法律法规。教育引导人们转变婚育观念、善待婚姻、善待老人。让更多的家庭生活得美好、幸福、和谐，从而使每个家庭充满真情与真爱。

2、整合社会力量，及时进行调解与教育。乡党政有关部门和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做到及时发现，及时介入，及时解决问题，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确保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

3、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加强女性的“四自”精神教育，使广大女性成为家庭美德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加强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管理，制止弄虚作假、早婚、早育和非婚生育，加大对非婚生育的处罚力度。

救助申请书 我是刚退休的普通职工，来杭州打工多年，，叫xxx，今年XX岁，我家住在XXX，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考虑到生活的难处，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申请困难补助，我家主要成员有：丈夫xxx在XXX工作，工资XXX，女儿xxx刚两岁，上有一老人，身体差，长年吃药，而我从单位退休时未取得应得工资，现该单位相关负责人也下落不明。

一家四口人全部费用均靠丈夫那微博的收入，家里为老人医疗费欠下XXX债务，每每念及这些，我内心深处有不少自责与愧疚。自己的无助，惟有以后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父母以及社会上关心与支持我的所有朋友们： 老人自我XX年XX月到医院诊断出xxx，就一直在xxx市xx医院治疗花费近XX的资金，后由于病情有所好转加之我们实在无力负担高额医疗费，便将他接回家。

在此期间也曾到处治疗过，也用了不少有中草药与民间的各种药材，现如今老人的医药费近XXX元左右，两年中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只能依靠亲戚朋友过日子，由于家庭经济问题，只能以药物减轻他的痛苦。 家庭的所有经济重担全部压在了丈夫一人的肩上，长年的奔波劳累市得他比同龄的人看起来要老的多，但是即便如此，家庭的经济情况不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我现在也找不到工作，女儿的奶粉费有时都没得着落。

家里的房子也属于危险期，下雨天气就会出现漏水情况，这些对于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压力重重。由于我考虑家里的情况方便照顾父母的病情，为家减轻一些负担，我恳请县民政局领导能给予我家困难补助资金，让我一家的危机情况有所缓解，同时也希望县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看一下我家的实际情况。

在此我代表我全家感谢各位领导，并祝各位领导工作蒸蒸日上，事业有成，合家幸福！此致敬礼： 申请人：XXXX 时间：XXXXX。

尊敬的组织部领导：

本人现检举xx村村主任xx不正之风。

xx村村主任xx从就任文书以来群众影响很不好，*谋做事，照人办事，拉帮结伙，办事很不公道，酒宴结伙。

给他的帮友xx村xx用xx村名额分配低保，后来又转xx村，办手续的是其帮友乡民政干事xx。

村有xxx专人看管款项，早几年前，xx直接从乡财政领用后使用一卡通。他利用村上老实群众付给好处费，为他领用。xxx不应该分配给个别人，款项不应该据为己有，此决定村两委会没有作研究，属他个人所为。

早几年前听说有扣领部分群众低保情况如三社xxx、八社xxx等人。

上述情况给乡*作了反映，没有任何处理情况，xx贿赂组织有方，乡*后台强，xx是他后台，xx也宴请过xxx

我们希望xx退出村级组织，彻查其罪行。

我们希望有个团结办事公正的村级组织，我们原村支书xx，诚实办事公正是个好村干部，他和xx工作不一致，自行离职。文书xx工作认真，办事公正。

上述情况请领导祥查

尊敬的领导：

你们好！我叫xxx，现就读于XX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级。我来自一个山县，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主要经济来源是父母微薄的养老金。

我家目前有六口人。我父亲是一名残疾士兵。1982年因公致残后，他身体状况不佳，不能做重活。他常年患有风湿病、肩周炎等疾病。他经常需要药物治疗，这不仅导致收入不确定，而且导致医疗费用高。

我母亲自1996年下岗以来一直失业。直到去年退休，她的收入主要是生活津贴。她母亲的身体状况更糟。她在1998年和2004年做了两次大手术，经常头痛和不舒服。我姐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失业。婚后，我姐姐和三口之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姐夫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侄子还不到一岁，需要物质和家庭的照顾，所以家庭成本更高。

这些年来父母为了我和姐姐的学费，为了自己的医疗费用四处奔波而欠下数万元借款。我身为家庭的一员，一直秉承着家庭勤俭节约的传统，也更加希望可以为年老的父母，为贫困的家庭承担一份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学习，减轻父母沉重的负担。在过去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一点，才一次一次取得了好的成绩。

感谢社会和学校有这样的机会申请，让我看到了减轻家庭负担的希望。在这里，我真诚地申请了这笔助学金，为了我未来的学习，为了我多年来一直不容易的父母，为了数千英里外的家，我希望得到批准。

申请人：xxx

20xx年x月x日

尊敬的领导：

我是XXX单位职工XXX，我家庭有两口人，月平均收入在XXXX元左右，家庭人均收入在XXX元左右。我和前夫结婚多年因病一向末能生育子女，经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医治。直到20XX年X月最后生下女儿。因身体因素导致女儿早产。女儿一出娘胎就在儿科抢救。(在这以前就为了医病不但花光了家里夫妻俩的全部积蓄和收入还多方借债。)女儿的早产给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困难。使一贫如洗的家庭旧债末还又添新债。但为了孩子再苦再累花再多的钱也是值得的我也是高兴的。但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的出生不但没有给我带来期望和幸福，却是更加的绝望。当我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的时候，一场婚变给了我致命的打击。当时孩子才满月，前夫家因为我生了女儿非逼着我离婚。我不一样意前夫xxx辞去工作，离开我和女儿。

因为我母亲早故，父亲年岁已高。在孩子一周岁之后我不得不一样意离婚给前夫。但条件有一个前夫务必先帮我把孩子带到能上学。前夫家住在织金县下属的一个乡镇，来回一次的路费要200多元。孩子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承担，前夫家只负责照看孩子。哪怕孩子有一点小病前夫都会通知我去带孩子看病。前夫家庭对女孩的成见和前夫对孩子的不负职责让我更是心惊肉跳，我怕我一个大意孩子就会有什么不测。所以我务必每一个月最少去看孩子一次。这让原本就很贫困的我更是雪上加霜。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我想到领导对我和孩子的经常关怀。所以我鼓足勇气向领导提出请求，恳请领导在经济上帮我一把我会在实际工作中报答领导对我的关怀的。

敬礼！

检讨人：xx

20xx年xx月xx日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是楠杆乡中心幼儿园___的父母，现因家庭经济困难特领导申请贫困补助，希望领导能考虑给我资助，以下是我的个人和家庭经济情况：

我是德江县_乡_村_组的一个贫困家庭。我的家中除了父母外，还有一个弱智的女儿，为女儿医病花尽了钱，现在生活十分艰难，家里只有一间破瓦房，生活、居住都成问题，是我们_村_组里的低保户。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外来经济收入的家庭来说真的很困难。

在此，特向领导申请贫困补助。

以上便是我的个人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希望各位领导能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帮助我和我的家庭渡过难关，在此代表全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敬礼!

申请人：xuexila

__年__月__日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2篇

关键词：因病致贫；人口学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两类，即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方面：（1）客观影响因素，即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地区因素等。（2）本国采取的医疗保险或者医疗保障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

因病致贫的微观影响因素，即从家庭及个人出发，分析家庭及个人的微观因素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比如，家庭的经济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性别等。本文将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经济情况等微观因素对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影响。

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内在这方面的文献很少。代表性研究有：Rama Joglekar（2008）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地区因素三方面描述性分析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Rama Pal（2010）从经济因素，人口特征因素和区域因素三方面简单描述了他们对因病致贫的影响。Bj·rn Ekman（2007）通过建立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多元回归计量模型来分析卫生保健利用率，卫生支出和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对治疗疾病引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PrIyanka SakSena等（2011）建立oop/ctp的回归模型，进行D-W检验，分析卢旺达采用的互助合作医疗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率的影响。国内的有：xxx等（2006）以威海市为例，分析了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情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对灾难性卫生支出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xxx等（2011）以四川省为例分析了人口学特征，经济情况，医疗保障和健康状况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影响。国内对于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侧重于新农合对因病致贫的影响，如xxx等（2005），xxx等（2009）等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研究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因病致贫的影响，而通过建立因病致贫的具体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以全面分析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2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部分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家庭特征分析采用2009年的CHNS相关数据，以家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2931例，根据因病致贫率计算我国2009年因病致贫家庭数，得出2009年我国因病致贫家庭数为410例。

样本中包含农民的年龄，性别，接受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卫生支出，是否参加新农合，家庭成员人数等有关特征。由于在我国农村，家庭医疗支出的决策权在于户主，因此本部分中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合等个人特征以家庭户主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从表1可以看出，户主性别不同，家庭的因病致贫也不太。表1中，我国农村居民中，户主为男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发生率为，可见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因病致贫率高于户主为男性的家庭。

研究样本中，户主年龄最大者为96岁，最小者为30岁，将样本中农村居民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将70岁以上的老人化为一组，其余组别以10为组距，划分为4组，详细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因病致贫率最小组别是30-40岁的人群；因病致贫率发生最多的年龄阶段为70岁以上的老人组群，达到。表2显示，年龄与因病致贫呈正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因病致贫发生率也逐渐加大。

教育程度

将样本按照户主的教育程度分类为6个组别，分别为：从没有上过学，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中等技术学校毕业、职业学校毕业，大专或本科，硕士及以上。其中由于中等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均是初中毕业就可以入学，因此将这两类学校与高中毕业划分为一个组别中。详细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在研究对象中，硕士及以上毕业的人数仅为1人，样本量太小，不具代表性，因此不作为分析目标。在其他教育程度中，因病致贫率最高的为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最小的为大专或大学毕业的人群，因病致贫率为。

家庭经济收入及医疗支出

家庭经济收入和医疗费用支出是影响因病致贫的直接因素。家庭经济收入高，可以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就比较高，家庭比较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医疗费用越高，家庭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在我国农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深，家庭中若有一人生病，必然是以全家所有的收入来承担这一医疗费用，因此对于经济和支出的研究，均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经济收入越高，说明他们可以支付的医疗费用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医疗费用越高，说明这一家庭需要更多的收入来维持医疗费用，一旦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费用支出，即会发生因病致贫。

家庭成员人数

研究样本中，家庭成员人数最少的为1人，最多的为13人，将研究对象按家庭成员人数分为9个组别，其中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分为一组，详细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最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人数为1人的家庭，因病致贫率为，最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的组别为家庭成员人数为9人以上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0，这可能由样本量太少，不具代表性所致，其次是家庭成员人数为8人的组别，因病致贫率为2，17%，表4显示，家庭成员数越大，因病致贫的发生率越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大多是还是依靠体力劳动获得收入，因此家庭成员越多，体力劳动就越多，收入自然就会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3农民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模型建立

在本部分的模型建立中，我们借鉴xxx（2006）的方法，预测农村居民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因素对其因病致贫的影响。

以农民是否因为疾病而沦为贫困为被解释变量，对相关参数进行概率估计，重点是检验不同身体状况的农民因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中，引入有可能影响到农民因病致贫的人口学特征及家庭经济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解释变量反映了农民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其中，P表示农村居民是否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1=因医疗支出沦为贫困，0=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沦为贫困；age表示年龄，edu为农民的教育程度，对于农民的教育程度，CHNS的调查问卷的设置是调查农民受过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年数。Female表示性别，1=男性，0=女性，Insurance表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状况，1=农民参加合作医疗，0=农民不参加合作医疗；Spend为家庭医疗卫生支出；Income为农民的家庭年收入；Hhsize为家庭人口数。

表5是用于计量分析的主要变量。样本中的家庭户主平均年龄为49岁，众数为58岁，标准差为19，可见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分布较分散。性别与参合情况的平均数与众数均为1，说明户主性别以男性为主，大多数农村居民已参加了新农合。户主的教育程度均值为17年，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但是标准差为，可见其分布较为分散。家庭的平均大小为3口之家。

采用显著性水平为，利用软件，以是否发生因病致贫（P）为因变量，年龄、教育程度、性别、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卫生支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总人数为解释变量，对研究样本中的的相关数据做线性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P=（）income+（）

结果讨论

与因病致贫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的影响因素为：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家庭成员人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年龄的系数为正，即年龄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医疗费用支出的系数也为正，即家庭医疗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相关，即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越高，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而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的系数是负值，即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均呈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家庭成员人数越大，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4结论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人口学特征分析及因病致贫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医疗卫生支出与因病致贫之间为正向相关，即年龄越大，医疗卫生支出越多，越容易发生因病致贫；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成员人数与因病致贫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即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越高，成员人数越多，越不容易发生因病致贫。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重视农村老年人群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老年人群日益庞大。由于老年人群处于人生衰退阶段，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决定了他们对于卫生服务有较高的需求，重视农村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是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增加对于老年人的补助资金，确保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和福利性，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发生因病致贫的概率就越低，表明农村居民的文化教育程度对其健康状况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知识，疾病预防知识，有病早治疗的意识都强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这样势必会减少灾难性卫生支出。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

加强农村经济建设

家庭经济收入提高，对于疾病承担能力也便提高，因病致贫率自然会下降，因此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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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3篇

摘要：

基于对福建省龙岩、漳州、厦门三个城市的“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实证调研，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总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男性比女性回乡盖房的意愿更强烈；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但在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经济条件的约束力弱化，代际责任观和身份认同正向驱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为此，需要引导社会公众转变代际责任与住房捆绑的观念，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改变人与住房关系异化的状况，从而改善“老啃族”的生存际遇。

关键词：

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代际责任；身份认同

盖房是农村村民及农村家庭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是一项家庭集体消费决策。在子女处于接受教育或未就业的阶段，家庭消费决策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上，延迟家庭盖房计划的实施，但这一项“人生任务”在父辈那里从未被遗忘过。当子女学业有成或参加工作后，盖房成为一项重大议题被提上了生活日程，“拼子女”心态、面子需求等共同影响并作用于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此阶段的子女正处于成家立业阶段，有的在城市立足的根基还未稳固，但这一群体是父母眼中的佼佼者，他们徘徊于乡村社会关系与都市社会关系之间，肩负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双重压力。［1］综观现有文献，对这一群体生存问题的报道始于《南风窗》。2014年，xxx在《重压下的城市“老啃族”》一文中指出：“老啃族，准确描述着xxx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2］。与农民工相似，“老啃族”出身于农村，主要亲属关系也在农村；不同的是，“老啃族”群体的职业性质及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比农民工高。但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这一群体需背负双重的社会关系及人情负担，他们既没有“啃老族”优越的原生家庭条件，也没有像农民工一样得到社会各界和政策的关注。本文所探讨的“老啃族”是指出生于农村，通过上学、工作并定居在城市，但其主要家庭关系仍在农村，不仅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还要担负着农村父母及其重要亲属的人情责任与义务的群体。“老啃族”的生存际遇与心态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但学术界和社会政策较少关注这一群体，为此，本文将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进行研究，以期为处理代际关系和农村住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代际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又不止于家庭，个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3］代际伦理是从纵向维度体现和反映代与代之间伦理关系的伦理形态，是处理人类社会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代际伦理结构既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结构相关联，也与个体因素有关。“父慈子孝”的双向义务结构是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轴心，“孝”是中国传统家庭代际伦理的典型表现形式。道义与功利相统一、和谐与整体相一致、生存与发展相协调是代际伦理的三大基本原则。［4］在传统社会，“反馈模式”［5］一直存在于中国乡村社会，并维系着代际间的和谐。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变迁引发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分化。一方面，利益（或功利）因素和对利益的考量已经渗入家庭领域、家庭代际关系双方平等意识增强［6］共同影响并作用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伦理责任观在城乡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城市相比，生活在郊县的“80后”更加传统，更认同媳妇要侍奉婆婆、子女要光宗耀祖等观念。［7］另一方面，宗法型家庭结构瓦解，传统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引起纵向伦理关系的移位，家庭中心由父子关系转向夫妻关系，“出现了‘代际’关系的危机———亲子关系的疏远和‘孝亲’观念的淡化”［8］。这种代际失衡主要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双方在付出与回报方面并不对等，在双方互动中亲代对子代的付出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强化的趋势，而子代对亲代的付出则呈现减少与弱化之势。［9］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在平衡性，是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维度。与“啃老族”相异，“老啃族”在成家立业前，用尽了父辈的积蓄，成家立业后，“回报”的心态及责任意识占主导，既要担负着自己的生活，也要负担在农村父母的生活。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第一个假设：H1：代际责任观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

（二）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10］，包括国家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指“行为体的自我认识或自我意识，它超越于身份，是行为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多种身份的综合产物”［11］。身份是由一种环境激发的认识和被认识所促动而表达在一定环境中的互动过程。［12］因此，身份认同为个体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决定了在各种情境中自我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老啃族”拥有双重的身份标签，在农村人看来，已成为“城里人”，而在城里人看来，则是新城市人口中的“农村人”。“老啃族”成长、发展的环境是相异的，在家庭、工作情境、社会群体等多种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其身份在时空中不断变化和游移，既可能断裂，也可能交叉。“老啃族”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呈模糊化和多样性，在双重空间结构身份认同的纠葛中，缺乏归属感的迷茫往往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并激励着这一群体去思考、寻找并重建身份。基于“老啃族”身份的多重性，检验这一群体是否为“成功人物”的身份认同也是双重的：一是城市社会的认同，二是农村社会的认同。“在城里买得起房、在老家盖得起房”是“老啃族”原生家庭、父母自豪感的来源，也是其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因而，本研究将“老啃族”家庭的经济条件及其对农村生活认同感作为衡量其身份认同的两个重要维度，并提出以下假设：H2：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H3：农村生活认同感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性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社科联“代际理论视角下福建省农村住房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福建省龙岩、漳州、厦门三个城市的调研。首先，住房是一项家庭集体消费决策，在没有原生家庭做后盾支持的“老啃族”中，仅凭个人力量是很难实现的。其次，随着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参与工作的时间也相应推迟，进而影响个体及其家庭所拥有经济基础的情况。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本研究选取出生于农村，通过读大学、参加工作，在城市定居的28～40周岁的已婚群体作为被调查对象。该年龄段的群体刚从学校毕业或毕业不久，正处于成家立业谋求发展的阶段。为更好地选择有针对性的调查样本，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抽取样本，灵活运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8份，有效回收率90％，其中男女比例为1∶1。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回乡盖房的意愿，是一种主观态度，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你是否有回农村盖房的计划”进行测量。为了研究方便，将该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回答“有”的编码为1，回答“没有”的编码为0，在回归模型中，以“没有”为参照组。

2．自变量。盖房是一个家庭消费的决策，在研究农村盖房选择时，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收入是常用的变量。本研究认为“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既涉及经济因素也涉及情感因素，因而，本研究将“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和代际责任。

（1）个体因素。本文将性别、年龄两个因素作为考察“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个体因素。具体操作方式如下：性别为类别变量，1＝男，0＝女。年龄为连续变量，最大年龄40周岁，最小年龄28周岁。

（2）家庭经济条件。为使家庭的经济条件更好地解释对回乡盖房的影响，本文选择两个比较重要的且操作性强的指标：一是调查对象的家庭月收入（采用连续变量）；二是调查对象是否拥有城市住房（采用类别变量）。“老啃族”在城市工作、生活、定居，是否拥有城市住房将对其资金的运用方向有较大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将是否拥有城市住房纳入其中进行考量，并设计了三个选项：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

（3）农村生活认同感。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体对于居住地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注日益强烈，并将成为其以后置业计划考量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分析“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应将被访者的农村生活认同感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本研究主要从文化传承与开发、交通条件便利性、法治环境、生态环境、人际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满意度对被调查对象的农村生活认同感进行测量，并采用xxx克特量表对被调查对象的态度加以细分，分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级别，分别赋值1～5分。这六个项目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21，表明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靠性，且KMO值为0．884，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479．256，显著性系数Sig．为0．000（见表1），说明该量表内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为更好地建立数据模型，有效地解释“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因子并提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从表2可知，所有的变量共同度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提取的效果较理想。此外，各个变量在“农村生活认同感”因子的载荷都很高，最低0．790，最高达0．936，说明各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很高。

（4）代际责任观。代际责任涉及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本文将代际责任观具体操作化为“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经常寄钱给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父母的意愿”“在置业计划中尊重父母的意愿”等指标，由被调查对象判断这些陈述与自身状况的符合程度，答案包括“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运用xxx克特量五级表法分别赋值1～5分，并对该量表进行Cronbach信度及KMO和Bartlett效度检验，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63，KMO值为0．824（见表3），说明该量表内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Bartlett球度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该量表适合于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共同度均较高，各个变量的信息丢失都较少，因子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各个变量的因子载荷都很高，分别为0．816、0．856、0．828和0．872（见表4），意味着它们与代际责任观的相关程度很高。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71．161％，说明因子对于原有变量的解释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变量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

1．“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总体情况。“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被调查对象中，有回乡盖房意愿的48位，占总体44．4％；没有回乡盖房意愿的60位，占总体55．6％。且在各个年龄段中存在差异性，有回乡盖房计划的被访者中79％是处于36～40岁之间（见表5）。2．“老啃族”代际责任观的总体情况。为便于从总体上描述“老啃族”履行代际责任观的情况，将“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一般”统一量化为“有承担代际责任”。调查显示，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被访者能较好地尽到应有的责任。85．5％的被访者能够经常寄钱给父母，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在“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这项指标上，比例也是比较高的，达到80．6％，这与访谈中收集到的“节假日基本都会抽时间回去看看爸妈”信息是一致的。而在尊重父辈权威上，则存在一定的差异性，82．5％的被访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尊重父母的意愿，而在置业计划上则只有72．8％的被访者尊重父母的意愿（见表6）。3．“老啃族”农村生活认同感的总体情况。被调查对象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4．6％、30．6％，在各个评价项目满意度中的比例较高；而对文化传承与开发的满意度则较低，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分别占1．9％、9．3％，42．6％的被调查对象对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开发则表示比较不满意（见表7）。

（二）影响“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回乡盖房意愿”为因变量，依次引入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等自变量建构三个回归模型，从而分别讨论各种自变量对因变量———“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见表8）。三个模型的NagelkerkeR2分别为0．697、0．726、0．76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可以建模。模型1中引入了个体因素、家庭月收入及在城市拥有住房的情况等变量。从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存在个体差异：第一，以女性为参照组，性别变量呈正向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男性回乡盖房意愿比女性更强烈。这与农村社会中家族、宗族观念较强，以及在以父系文化为主导的家庭制度中，男性承担着建立家业的责任是相吻合的；第二，年龄因素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着正向影响作用。年龄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24（P＜0．01），表明年龄越大，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作用而比较复杂，不仅要考虑家庭月收入总量，还应虑及资金运用的方向。盖房是一项涉及家庭集体成员利益的消费决策，家庭经济总量的增加，即家庭月收入状况的高低会对被调查对象回乡盖房意愿产生影响。从模型1分析的结果来看，家庭月收入对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家庭收入越高的被调查对象越有可能回乡盖房。这一分析结果验证了家庭经济条件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的研究假设。然而，家庭资金的运用方向及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置业计划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回乡盖房的意愿。“老啃族”这一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农村走向城市，其在城市xxx在城市中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意愿影响其家庭资金投入的方向。从三个模型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相比，“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这两种情形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负向的影响；与此同时，“未拥有城市住房”的被访者与“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访者相比，回乡盖房的意愿更弱。“拥有城市住房且已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的家庭经济条件比“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好，但三者在城市扎根并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意愿却同样存在。在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总量的情况下，选择在城市购房以获得“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未拥有城市住房”与“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的被调查对象回乡盖房的意愿，在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见表8）。在模型2中，引入农村生活认同感变量后，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变，性别、年龄因素仍对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通过考察被调查对象对农村文化环境、法制环境、生态环境、人际关系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评价来衡量其对“生xxx、长xxx”的农村地区及农村出生的身份的自我认同情况，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农村生活认同度越高，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这与原假设———农村生活认同感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影响相吻合。模型3将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条件、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等因素纳入研究中，NagelkerkeR2为0．767，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代际责任观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研究假设H1成立。通过对三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可见，引入代际责观后，“未拥有城市住房”“拥有城市住房但未付清房贷”在模型3中的发生比小于模型1和模型2，表明“老啃族”受到泛家族观念和血缘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履行作为子女的责任，让父母在老家可以“有房住”，也为了回乡后获得家乡人的认可，“老啃族”有回乡盖房的意愿。代际责任观及其村里的“成功人士”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正向拉动了“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对福建省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三个地区的调查，利用小样本对“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在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男性较女性有较强的回乡盖房意愿。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越强烈。这与中国人重视“根”的情结是相吻合的，年龄的增长，落叶归根想法愈发强烈。这既是“老啃族”从农村走向城市后反哺原生家庭、承担代际责任的一种典型体现，也是“老啃族”通过住房这一物质符号来获得家乡村民及亲属认同的体现。其次，“老啃族”回乡盖房意愿受到经济利益的约束。通过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对于回乡盖房意愿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与“在城市拥有住房且已还清房贷”的人群相比，受经济条件的约束和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认同的趋使，“未拥有城市住房”及“在城市拥有住房但没有付清房贷”等因素影响其回乡盖房的积极性。再次，农村生活认同感和代际责任观对于“老啃族”回乡盖房有正向的影响效应。通过对三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农村生活认同感、代际责任观因素的影响下，是否拥有城市住房这一变量的发生比在减少，代际责任观正向驱使“老啃族”回乡盖房的意愿。

综上所述，受代际责任观和农村、城市双重空间身份认同的纠葛与影响，“老啃族”这一群体有着回乡盖房的意愿。然而，从农村现有的住房利用率情况来看，空置率高，而代际责任和身份认同共同促使“老啃族”及其原生家庭为了置办一个“体面”的家业，而使大家庭和小家庭处于生存压力的旋涡中，影响“老啃族”的生存际遇和社会心态。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引导社会公众转变代际责任与住房捆绑的观念。代际责任是xxx的，既有精神上的慰藉，也有日常生活上的照料，住房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作为子女在反哺原生家庭时，应该要从精神上和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入手。此外，个体应结合自身的经济状况，不能一味地强调住房的符号价值和身份、地位象征，更应从实用性和长期效益考虑是否应该盖新房或者是旧居改造，抵制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第二，政府应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如完善农村的宅基地政策和房屋建造的长远规划，避免重复翻新、建房带来的相互攀比，以盘活农村住房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弱化由住房问题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和代际责任履行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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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4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公平、公正、有效实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制度，规范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根据_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_令第649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本市居民及其家庭经济状况开展的调查、核对活动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是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

第四条 核对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

(一)先委托后核对原则;

(二)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原则;

(三)信息共享、责任落实原则;

(四)诚信和保密原则。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五条 市政府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各区相应成立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及工作领导小组。

第六条 市民政部门是本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贯彻落实和研究制定核对政策，指导各区民政部门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市核对机构”)负责本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负责接受相关部门委托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出具相关核对结论报告;负责核对信息系统的开发，管理运行，建立本市社会救助信息共享数据库。

区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本辖区内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管理和指导工作，管理运行本级机构核对信息系统。

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机构(以下简称“区核对机构”)负责本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具体工作。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有关社会救助的申请受理、调查审核。

以上负责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部门统称“核对机构”。

民政、卫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为社会救助事项管理部门。

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加强核对机构能力建设，落实必要的工作机构、工作力量、工作经费。

第八条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主要涉及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税务、城乡建设、公安、住房公积金、工商等部门。所涉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向核对机构提供与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有关的信息。主要包括：

(一)民政部门负责提供享受社会救助、优待抚恤、家庭成员婚姻登记状况、个人社会团体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基金会登记情况等信息;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负责提供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使用等信息;

(三)住房和城乡_门负责提供购买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等享受住房保障信息，以及房屋登记、房屋转让和房屋出租等信息;

(四)税务部门负责提供个人、个体工商户的纳税信息;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提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等信息;

(六)_门负责提供车辆拥有情况，户籍人口登记、注销和出入境等基本信息;

(七)教育部门负责提供救助申请家庭子女就读学校、非义务教育择校情况等信息。

(八)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等金融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协助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管理工作。

(九)_门负责协调全市医疗机构对在医疗机构中死亡的患者出具死亡医学证明。

(十)统计部门负责提供上年度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等相关统计数据信息。

(十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提供援助申请家庭的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从事公益岗位及缴纳领取社会保险金及因非工伤如患病是否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等信息。

(十二)其他应由各部门提供的信息。

第三章 核对对象和内容

第九条 核对对象是指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住房保障等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且接受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其个人或家庭经济状况开展调查核实的本市居民个人或家庭。

第十条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居民个人或家庭所有成员的可支配收入、资产、家庭户籍人口情况信息等。

(一)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

可支配收入是指在规定期间内申请救助个人或家庭成员的总收入扣除缴纳的各项税金和社会保险后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下列具体内容：

1.扣除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后的工资(薪金)、津贴(补贴)、奖金、加班费、劳务报酬;

2.生产经营及服务活动收入、中介费、承包转包收入;

3.利息、股息、红利、集体分红;

4.财产租赁、转让收入;

5.出让无形资产、特许权收入、知识产权收入;

6.被征地人员生活费及土地征用一次性安置费;

7.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

8.离(退)休金、失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遗属补助金及各类保险收益金;

9.辞退金(因劳动合同终止或解除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退役士兵自主择业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提取的住房公积金、赔偿收入。

10.继承性所得、赠予性收入;

11.偶然所得(如彩票收益);

12.其他应计入的收入。

(二)以下各项收入不列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范围：

1.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补助金;

2.国家特殊津贴;

3.政府及有关单位发放的非报酬性奖励(见义勇为奖励金等);

4.高龄老人补贴;

5.医疗救助费、丧葬补助(偿)金;

6.各级组织发放的困难帮扶款或慰问金;

7.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和奖励金;

8.残疾人专项补助金;

9.在校学生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困难补助等;

10.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三)资产主要包括：

1.房产、车辆;

2.古董、艺术品;

3.现金和银行存款;

4.企业股份、股票、各类基金、债券等投资类资产及有价证券;

5.债权;

6.商业保险;

7.其他有价值的资产。

(四)家庭户籍人口情况包括：

1.户籍人口情况;

2.分(立)户或迁入(出)时间;

3.《居民户口簿》记载的直系亲属状况;

4.家庭成员户口注销原因和时间等情况。

第四章 核对方式和程序

第十一条 按照诚信为本的原则，在社会救助事项申请人“诚信认同”及授权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方式进行核对，确保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准确。

对于与社会救助无直接关系的核对申请，核对机构有权不予以受理。

第十二条 核对机构的核对方式包括电子核对、人工核对、实地核对等。

(一)电子核对。市核对机构通过海口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进行核对。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5篇

关键词： 地方师范院校 助学金制度 思想政治教育

一、地方师范院校助学金制度实施情况

（一）实施背景

2007年，_、教育部、财政部系列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以国家助学金为核心，特别是助学金、临时助学金为补充的高校助学金制度的确立。助学金主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其主要资助条件为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区别于主要用于支付学费的助学贷款，也区别于考虑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更侧重于学习成绩的励志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但各高校在具体实施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地方师范院校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

（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在助学金制度实施中，地方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资助需求高于其他高校，目前的助学金供应无法满足需求，更容易产生矛盾；第二，学生更为敏感脆弱，工作需要更加讲究方式方法。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由其特殊的学生构成决定的。

客观地讲，中国各级高校学生构成实质分化已出现。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其定位的特殊性，录取分数、学杂费、生活成本均相对较低，“三低”的特点使其成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流向地之一，并最终形成其“三多”的学生构成：农村学生多；农村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城镇学生中家庭经济条件属中等及以下的多。同时，从2010-2011学年度开始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原来的年生均2000元提高到3000元。一方面是特殊的学生结构决定的学生旺盛的资助需要，另一方面是助学金供应的比例有限，还伴随着资助标准的提高。因此，地方师范院校的助学金制度实施较之其他高校更容易引发矛盾。

此外，我在辅导员工作中还发现，农村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具备以下特点：（1）自尊心强，部分甚至超出合理范围，多缘于自卑带来的过度自我保护；（2）自我封闭，如不愿意接受帮助、不愿意分享家庭情况、不参加集体活动、单独选择旧宿舍居住、孤立于班级主流之外；（3）心理更为敏感脆弱，在与人交流时存有戒备心理，喜欢从消极方面看人看事，个别学生甚至对一些正常的语言或行为都表现出神经过敏或反应过度。这些特点都容易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利影响因素，因此工作必须更加讲究方式方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方式

（一）前期工作

1.新生入学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贫困问题，同时进行自立自强教育。

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表明，当人们第一次与某物或某人相接触时会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认知线索往往成为以后认知与评价的重要根据。因此，在入学教育阶段进行助学金制度教育十分必要。此时需向学生传达的信息包括三部分：（1）助学金制度及评选方式介绍，尤其注重介绍国家设立助学金制度的目的，希望同学们在评比中做到诚信、公正，将助学金发到真正需要的同学手中；（2）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贫困问题，困难是暂时的，是每个家庭都不能避免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需要帮助应该向老师提出，可以让同学知道，该拿就拿，不应有心理负担。（3）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观念，困难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不能养成等靠要和不思进取的习惯，应当自力更生通过勤工助学等方式为父母减轻负担，同时要努力学习改变现状。

2.新老生经验交流会阶段，利用高年级同学营造诚信风气与和谐氛围，进一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受助观念。

大一新生刚刚踏入大学校园，在高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往往使其将“老师”这一群体贴上标签，放在学生的对立面。但对“师兄师姐”特别是其中的优秀者，却往往有一种好奇、尊敬乃至崇拜的心理，利用高年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收效会更加良好。挑选几名成绩优秀且思想道德素质过硬的高年级受助学生参与新老生经验交流会，并在会前与其进行适当的沟通。通过此阶段的工作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展现本院在助学金制度实施中的诚信风气与优良传统，为以后的评选工作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以环境的力量来影响学生；（2）通过高年级学生的典型事例，进一步引导大一学生正确认识贫困问题，树立积极的受助观念。

（二）评选工作

1.评选程序的制定：让学生参与其中。

助学金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具体的评选程序可以灵活把握，不同的高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如组成评议小组、班级公开投票、班级无记名投票等。“80后”尤其“90后”的大学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强烈的参与意识，希望表达意见，希望被尊重，不喜欢被强迫接受某种理论。辅导员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将教育的主动权尽可能下放，提倡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退而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我在工作中发现，在评选程序的制定阶段就让学生参与其中，引导他们自己制定评选程序，最终他们会对自己参与制定的评选程序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感，收效良好。

2.评选程序的实施：注重程序公正，注重人性化操作。

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实施，可能会有个别确有需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于种种原因落选。此时公正的程序产生了实体的不公正，应该如何处理？有些院校的做法是注重实体公正，即留出机动名额，将落选同学加入受助名单。［1］但我认为应当严格坚持原有的评选结果，即注重程序公正，原因有二：（1）助学金有严格的公示程序，如果学生发现评选结果被改动，就会影响其以后的参与积极性，甚至影响其对学校和老师的信任，容易引发矛盾；（2）每年都有一些不需投票评选的临时或特别助学金，如xxx助学金、广州助学金等，可以作为落选后的补足保障，这样既确保了评选工作的权威性，又保证了每个有需要的同学都能获得资助。

评选程序实施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助学金评选的最主要条件为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但很大部分学生不愿分享其家庭情况，如父母死亡、家庭变故等，即使在助学金申请书中写明，也只有辅导员能够看到。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式：（1）规定提出申请的同学全部上台阐述家庭经济困难状况；（2）采取自愿原则，可选择上台阐述，也可选择不阐述；（3）统一不进行阐述，由班级同学根据日常生活状况的观察直接进行投票。我认为前两种方式都不可取。第一种忽略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情感需求。第二种容易导致不公平的评选结果，经验证明阐述了家庭状况的学生比未阐述的学生更能博得同情。第三种方式是相对最为合理的：（1）学生的个人阐述可能存在不真实因素，可能隐藏某些困难，也可能放大甚至捏造某些困难。而学生的日常生活状况如衣食住行等是最不容易伪装的，也是班级同学可以直观感受到的，因此作为判断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依据是最为可信的；（2）保护了学生的个人隐私，维护了学生的自尊心，避免了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体现了助学金评选工作的人性化。

（三）后期工作

助学金评选完成并不意味着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完成。在评选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需后期持续、细致的工作才能彻底解决。

首先，对于落选学生，需要进行安抚和引导。实践中较为奏效的方法有：（1）个别谈话。安抚其由于落选产生的沮丧、委屈甚至愤怒情绪，然后逐步引导其走出负性情绪的影响，建立积极、自强的学习和生活态度。（2）发动班干部尤其是室长，随时关注其思想动态。班干部与这些学生共同学习生活，比辅导员获取信息更为便利、快捷；同学的关怀也是帮助其迅速摆脱负面情绪的重要力量。

此外，对于已经获评受助的学生，实践中这部分学生的思想状况往往被忽略，其后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十分必要。调查表明，学生受助后，往往出现自卑、焦虑、孤独无助、抑郁、责任感压力过重等负性情感。［2］部分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原有的性格特点，部分则缘于受助带来的人际关系困扰、自卑心理加剧等。就许多受助学生自身的体验来讲，一次助学金评选，相当于一次揭开伤疤或者加深创伤的经历。因此在助学金评定完成后，还需对其进行心理包扎。实践中比较奏效的方法有：（1）个别谈话，引导其正确认识受助问题，逐步将压力转化为积极学习和生活的动力；（2）发挥班团组织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鼓励其积极参与，并注意在活动中发现和肯定其优势，增强其自信心；（3）为其提供更多的学生团体任职机会和社会实践参与机会，帮助其在实践活动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信念。

参考文献：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6篇

今天，老师在上《思想道德与修养》的时候，为我们播放了_庭审的一段录像。

_的案件主要是以刑事部分为主，附带民事部分。整个庭审过程是相当的严谨，体现了法庭的公平与正义。随着审判长的一声：“带被告入庭。”_被带上法庭，整个过程严格按照法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最后判决的诉讼程序进行。

在严格的审判程序中，更令人感受到法庭审案特有的严谨。审判长，公诉人，辩论人完全依照：公平，公正，公开。整个程序首先是由审判长详细宣布庭审事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并告知被告人的诉讼义务和权利，并询问被告是否清楚。之后，公诉人向被告提出诉讼，被告人对公诉人所陈犯罪事实是否有异议；公诉人向被告人发问；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法官向被告人发问；就证据展开质证；随后开始法庭辩论；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被告人，公诉人，辩护人分别发表辩护意见，各方围绕前期争议的问题及法庭需要确认的事实和证据，提出自己的意见，反驳及维护自己的观点。辩护人为被告人做出答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充分认识到法律对于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性。特别是审判长在最后快结束时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充分体现了当今法律人性化的特征。

对于_事件，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辩护人提出的争议点，第一个：_是否患有精神病？理由是，因打牌产生矛盾导致吵架的这么一件区区小事，而引起杀人事件的发生，实在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所为，因而提出质疑。当然最后检查的结果是_并没有精神病史。第二个是_是否有投案自首行为。辩护人的意见是，_在被抓后，经教育，主动说出了案件的过程。并承认了犯罪事实，这是一种坦白，是一种自首的表现。然而，公诉人说，_在被抓时，还在否认自己就是_的事实，是经教育后承认的，属于被动投案，主观上并非自首。第三个争议是，附带民事诉讼，看见屏幕上庞大的数目，我们不约而同张大了嘴，对于唯一的财产只是一台电脑，经济来源是国家贷款助学金的_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审判长在考虑到受害家属的情况以及被告人自己的财产情况，进行了酌情从宽，每个家属平均两万元赔款。这些让我领悟到，法律是严谨的，是很被需要的。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7篇

论文摘要：本文就家庭视角评述国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关研究。有关文献表明,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有明显的外在化特征,区分性低,较少指向未来;他们存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其信息加工技能和认知控制技能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性情绪发展也存在诸多困难;他们的亲子依恋往往是不安全甚至矛盾类型;他们往往难以被同伴所接纳,在交往中更多地表现出适应不良性行为,其友谊质量也比较差,但自我效能、自我调节以及良好的群体特征是改善其同伴交往的重要因素;家庭的各种不利因素还会对其社会交活动中的活动能力、活动数量、活动水平和活动技能带来影响,在他们身上也更容易出现攻击、退缩以及各种过错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当前,有关这些儿童的神经生理与心理学结合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

处境不利,是指个体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困难与不利境地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必须承认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处境不利的群体。近年来,尽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儿童的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权益维护状况也得到很大改善,但是,部分处于不利境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还是不容乐观,他们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特别关注和大力扶持的群体。其中,由于身心缺陷、家庭因素、教育因素、经济文化因素等的负面影响而形成的处境不利儿童更应成为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儿童青少年处境不利既可能表现在其学校生活中,如学业不良或同伴关系不良,也可能表现在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如辍学、童工、流浪甚至违法犯罪,但从起因上看,大多与不良的家庭环境有关,或者正处于非常不利于其发展的家庭处境之中。因此,我们把这部分由于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家庭经济文化的弱势状况和家庭内部关系不良而对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儿童统称为家庭处境不利儿童。本文仅就家庭视角对国外关于处境不利儿童在社会认知、社会性情绪、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等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领域的研究做一概述,以期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1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的几种典型及其关系

尽管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家庭环境情况各异,非常复杂,但从焦点表现来看,国内外研究大都集中在三类比较典型的儿童上。⑴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 children,underprivileged children)。对于这部分儿童的界定,一种是由较明确的指标来衡量,另一种则是根据某种约定成俗的社会等级或少数民族身份。前者如美国,每一个时期都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国民收入状况划定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ses)。如当前有研究者往往把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0400美元界定为低ses[1],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则以年收入4000美元为界[2]。在以色列,界定家庭贫困儿童或经济文化弱势儿童主要依据父亲的出身、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住宅密度等三个参数[3]。后者在一些社会等级制度或特征比较突出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通用,如印度的研究者除了以家庭收入为指标外,还往往以婆罗门家庭和“神的子民”家庭作为区分处境有利和不利儿童的依据[4]。⑵家庭关系不利儿童。即由于父母分居、婚姻冲突、离异、再婚、死亡、失踪等家庭各种不稳定人员关系或负面因素等导致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照顾的单亲抚养、隔代抚养或寄养儿童。其中以离异家庭儿童为最具代表群体。美国当前每年有100多万的儿童经历父母离异,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也有十多万儿童遭受父母离异的痛苦[5],我国学校中的父母离异儿童数目也非常庞大。⑶受虐待儿童(maltreated children)。

指由于家庭成员暴力或精神伤害而受到身体虐待、_待、情绪虐待、医疗保健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根据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usdhhs)在2003年的统计,有180万儿童被报告为受虐待或被忽视,而被地区和州儿童保护和服务机构提名的此类儿童超过300万。这个比例达到全美儿童人口比例的[6]。近年来,被忽视的儿童尤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在纽约州,1988年的儿童虐待调查xxx92%的儿童虐待涉及忽视而不是身体虐待和_待。有研究者强调,“有关研究和公共政策明显地对忽视在儿童发展中的毁灭性影响重视太少”,“这种虐待的潜在影响可能是由于更多慢性的、弥漫的、自然的疏忽而产生的。它可能反映了整个家庭功能紊乱的一般性水平”[7]。无论如何,儿童虐待和忽视对其认知、语言、社交、情绪等的发展都带来非常有害的影响,并使之处于出现一系列行为问题、精神失调以及病态人格的增进的危机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上述三个方向仅仅是代表了与家庭有关的不利处境儿童的比较典型性的类别,除此之外,还会有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社会文化变迁、各种突发事件而导致的短期或长期的家庭系统紊乱或家庭环境不良,从而出现与之相应的各种家庭处境不利儿童。

另外,对于某些儿童来说,各种不利或弱势因素很可能会交织在一起发生交互作用或多重影响,比如,家庭贫困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父母冲突,也容易引发父母对儿童教养的粗暴简单和对儿童发展的忽视,父母离异也容易导致单亲家庭失去经济支柱而穷困,也容易引发单身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虐待和忽视。在这其中,尤以受虐待和被忽视儿童为问题集中表现群体。在考察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过程中,还须注意的是,上述三类儿童在其社会性发展中既有共通之特点,也有相异之发展轨迹和方向。

2社会认知与社会性情绪

自我概念的内容与特点

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儿童个性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更是调和不利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性发展影响的核心变量。fahey和phillips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做过一项对处境不利小学儿童自我概念的内容分析研究[8]。结果发现,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中包括了性别识别与认同、姓名、年龄、身体外貌、家庭和同伴关系、一般社会地位、家庭住址、兴趣、职业、财产、志向、品德、xxx属关系、种族意识、素质、学校学习、技能等。处境较好的儿童总体上的自我概念描述种类与处境不利儿童相似,但却有两个额外的种类,即抽象认同(abstract identification)和社会身份(social status)。前者如“我是属于世界大家庭的个体”,“我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点”等的抽象宣称说明这些儿童经历了更多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刺激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自我中心,其社会认知成熟与其它关于智力和形式运算的研究相似。后者则体现了处境较好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通过声明他们是“家境好的”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女而把他们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在涉及到有关同伴关系和交往的认知时,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概念描述趋向于强调和他们的同伴的竞争性的经历,而处境较好儿童趋向于更多地指出积极的同伴的关系;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志向的种类上,处境不利儿童表达的志向显著较少,而处境较好儿童表达多种多样的志向和理想。从自我概念描述的结构上看,处境不利儿童的所有反应都与当前时态相联接,而处境较好儿童更多地是根据过去的、当前的和未来的理想自我来构想自己。他们更多地趋向于把理想自我置于他们的自我描述中,从而提升了他们自我概念的质量;处境不利儿童则在自我描述上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在学校成绩和技能方面很少能积极地看待自己,自我接纳一直随附着满足于外部标准以及他们的老师和父母的期望的特征。因此,他们的控制点更多的是外在化的。

社会信息加工和认知控制

社会认知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基础。许多研究认为家庭处境不利会给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cicchetti等人对受虐待儿童、低社会经济状况(ses)家庭儿童和中等社会经济状况的正常儿童进行错误信念任务测验,发现虐待和忽视比家庭经济贫困对儿童心理理论能力的迟缓发展影响更大[9]。dodg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已经在探讨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认知发展问题上得到了验证。dodge和他的同事们xxx身体虐待史的学龄儿童在面对暧昧、不明确的信息时候,比对照组儿童更有可能遗漏相关的社会性线索而归因于别人的敌意意图[10],随后大量的研究也都证明处境不利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中的译码困难和归因偏向。rose(1999)的研究也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高危儿童经历了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而倾向于更为悲观的归因方式[11]。joseph等人就小学阶段受虐待儿童对不同人际关系身份的个体(父母、教师和同伴)的归因倾向进行研究,检测儿童敌意归因倾向与虐待的频次、严重性的关系,并探讨儿童对父母的归因特点在调节受虐待儿童对不熟悉同伴的敌意归因的关系上的作用。结果表明,相对于正常儿童,身体受虐的男孩更可能对各种人际关系身份的对象作敌意归因,包括他们的父母、不熟悉的老师、他们的最好的朋友和不熟悉的同伴。男孩中发现了身体虐待的发生次数和敌意归因存在正相关。结果支持了身体虐待和敌意归因趋势在小学早期存在联系的观点[12]。另外,toth和cicchetti等人还在有关研究中提出,归因方式的负性偏向并非是处境不利的唯一结果,而正确的归因方式还能在家庭虐待和儿童外在化行为问题之间发挥调节、缓和作用,归因方式和儿童对家庭状况与父母行为的积极认知和正确理解在抵制儿童虐待的有害效果时发挥了保护性作用[13]。

rieder和cicchetti认为,儿童在信息加工中出现的译码偏差与归因偏向同其认知控制机能有关,处境不利儿童和处境较好儿童存在着认知控制机能的发展差异。在其巧妙的实验中,发现处境不利儿童在处理无关的攻击性信息时,往往是缺乏效能的,即他们无法抑制对无关信息的注意,其攻击性幻想的特征难以控制地使他们的注意指向攻击性刺激[14]。近年来的事件相关电位测量(erp)证实了社会信息加工、认知机能控制理论以及认知—情绪平衡理论的类似假设。当儿童对表现生气、害怕和高兴的面部表情的图片进行反应时,受虐待儿童对生气表情的图片比控制组儿童出现较大的p3b振幅。这说明与虐待有关的异常的情绪经历可能改变了他们注意的分配以及灵敏性[15]。

社会性情绪的发展特点

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不利家庭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为儿童年龄、性别、身份等变量所左右。一些研究指出,早期家庭经济贫困或社会文化弱势往往作为起始原因,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儿童社会性情绪的发展。或者说,父母因经济拮据而带来的情绪失调往往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在一项纵向研究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5岁和14岁时的情绪健康状况总体上具有一致性,焦虑、抑郁、害羞、退缩等特征比一般儿童更加突出[1]。然而,就父母离异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孩提时代的父母离异会作为一件破坏力极大的生活事件影响当时的情绪和行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理的成熟,这种心理创伤会在其它积极因素的参与下得到治愈。franklin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的大学生在抑郁以及其它一些观测因子上没有发现与正常家庭大学生有显著差异,低自尊和抑郁并不是离异家庭大学生的性格[16]。valarie(2002)的研究也表明,尽管父母离异对子女在成人期的人际信任有负面的影响,但在过去的亲子关系被考虑进来后,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17]。早期受虐经历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龄前儿童的人际信任、人际情感距离、好奇心、成就欲以及情绪的社会性参照寻求[18]。从对自我的情绪体验来看,受虐待婴儿典型地表现出对点红实验中镜子中的自我影像的消极或中立的情绪。这说明受虐待的婴儿对自我的感觉是不好的或具有羞耻感的[19]。学龄阶段,受虐儿童的抑郁症状也比正常儿童显著突出[20]。儿童后期和青少年期的同伴交往的挫败强化了这种早已萌芽的自我体验,他们的自尊感也就受到极大的破坏,有证据表明,受虐儿童自尊感的削弱与所有的受虐待类型有关[21]。

儿童对道德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是衡量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在smetana(1999)等人设计的一项学龄前儿童关于假想和真实的道德犯过情境的道德观念的实验中,发现了受虐待儿童和正常儿童之间以及受虐儿童各类别之间的情绪判断上的一些微妙差异。比如,在假想的犯过情境中,正常儿童比被忽视儿童更多地判断犯过者在犯过时是难过的,受虐待儿童更多地把受害者看成是害怕的,被忽视儿童比身体虐待儿童和正常儿童对假设的不公平情境报告更多的害怕反应,等等;在真实的犯过情境中,无虐待经历的男孩比受过身体虐待的男孩更多地认为受害者是生气的,受过身体虐待的男童则比其他组儿童更多地认为受害者是难过的[22]。这些细微的差异,都可以被认为是特定的家庭不利处境或经历给儿童社会性情绪发展所留下的痕迹。

3社会交往和同伴关系

亲子交往和亲子关系

处境不利儿童的童年大多是不安全、不稳定的,所建立的依恋关系也大都是以不安全依恋类型为主。在有虐待史的儿童中,更是发现突出的矛盾紊乱依恋类型[6],另外,婚姻冲突和家庭亲密居住关系的解散更是破坏了亲子关系。无论是家庭经济困境还是家庭关系不良都会减低父母对儿童行为的容忍度,同时又增加了儿童令人厌恶的破坏性行为。过去和当前都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儿童早期低质量的依恋关系和不稳定的家庭关系能预测儿童今后的病理性内外行为问题[23]。作为一种循环,亲密依恋关系的减少,增加了儿童某种反社会或非社会性的压力和弱点,导致了儿童对环境控制的妥协、控制情绪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并潜在着各种悲伤、沮丧、愤怒和害怕,这些情绪又转而表现在行为问题上,增加了家庭的不和与冲突,同时也导致家庭结构的瓦解数量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不安全依恋关系也导致儿童丧失人际交往的情感和信任基础,缺乏必要的认知能力和社交技能。但是,近年来一些研究乐观地指出,家庭处境不利导致的亲子交往障碍以及亲子关系质量低劣xxx想象的那么可怕。一项对五年级处境不利儿童的写作研究发现,尽管他们的家庭频繁破裂或经济拮据,但是他们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乐观和热爱,在以“我的家”、“我的家庭”、“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学校”、“我的城市”等为主题的短文写作中,这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尽管明知自己的家庭状况,但是依然用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所看到的积极方面埋葬那些消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爱、分享和帮助,学习着我们一直提倡的传统的价值理念[24]。还有些研究指出,早期亲子关系问题并不一定为今后社会交往带来直接的不利影响,自我调节和控制比婴儿期依恋和童年期亲子关系对今后的社会适应有更大的预测作用[25]。特别是对那些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处境不利儿童来说,积极的自尊、自倚、自信和自我调节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早期交往不利所带来的影响。

同伴接纳与友谊

许多研究发现,家庭处境不利的儿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敌意和攻击性。虐待和忽视经历还能使儿童在同伴交往中表现出退缩行为,在青少年时期,这种逃避和退缩还可能使他们卷入逃避性的青少年违法中。shields等人(2001)以7日夏令营的方式,让互不相识的处境不利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小组中开展交往与和娱乐活动,在第四天让每一个儿童在小组中根据合作的、分裂性的、怕羞的、打架的发起者、领导者等五个特征之最进行同伴提名,结果xxx虐待经历的处境不利儿童表现出大量的适应不良行为,在同伴提名中被更多的被认为是最具分裂性、缺乏合作性以及打架的发起者[26]。在另一项夏令营研究中,也xxx虐待经历的处境不利儿童更为明显地避开其他儿童,远离表示友好的同伴的接近;与对照组儿童关切的表现不同,他们对那些难过忧伤的同伴不仅没有表现出关心,反而会趋向回避甚至攻击。所以一般来说,有虐待和忽视经历的儿童很少主动发起同伴交往,表现出更多的负性社会交往、更多的外在化行为和不恰当行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他们很少可能成为受欢迎者,更多可能被同伴所拒绝。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氛围融洽的良性群体中,处境不利儿童同伴交往的频率、多样性、复杂性以及积极情绪的表现都与对照组儿童相似,而在新形成的群体中,他们缺乏能力表现,其积极情绪的表达也随着年龄减少[27]。这说明,积极的同伴交往和良好的群体氛围是驱除家庭处境不利所带来的阴影的灵丹妙药。

从双向互选的友谊关系来看,正是由于处境不利儿童低劣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使他们在广泛地建立友谊和维持友谊关系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友谊的情感质量和友谊的亲密需求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指标,toth等人曾让儿童从这两个维度描述了他们与父母、老师和最好朋友的关系,结果发现,处境不利儿童在这两个维度上毫无相关,他们对同伴的亲密行为期望也较低,这种低期望值的同伴关系概念不利于他们与同伴形成互惠行为,从而阻碍了友谊的建立与维持[20]。

不利的家庭环境作为前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儿童在同伴交往上的诸多问题,但也正是同伴交往和友谊在儿童早期不良家庭环境和今后社会交往之间充当调和因素。目前,恢复性同伴治疗(rpt)作为一种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干预方法在学校、家庭、社区都得到运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4社会行为与行为问题

社会行为是社会性发展的外部表现,其核心是社会适应问题。家庭处境不利儿童社会适应问题包括学校适应和社交适应,而从行为研究的内容来看,基本是围绕着内因性问题行为(如退缩、抑郁/焦虑性行为症状)和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举止粗暴、过错与犯罪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而展开。贫穷一直被认为与青春期行为不良有着密切关系。一些研究认为,在低年级阶段,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可以典型地预测儿童在学校的问题行为而非学业状况,而家庭收入却不仅能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而且还能预测其学业能力。不同年龄的儿童对父母离婚的适应和反应是不同的:2岁半到3岁3个月的儿童表现出倒退行为,3岁8个月到4岁8个月的儿童易怒、粗暴和有攻击性行为,5岁到6岁的儿童既会出现内因性行为问题如焦虑,也会出现外因性问题行为如攻击性,7到8岁的儿童更多的内因性问题行为如退缩、害怕和抑郁,9到10岁的儿童则更多地以丰富的负性情感来体验父母离异所带来的伤害。许多纵向研究还显示,家庭分裂过程比离异后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儿童的学校适应和社交适应会到来更大的困难。在儿童进入青春期后,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延迟影响可能会再一次影响年幼时父母离异的青少年,这个时候他们更容易出现吸烟、酗酒、吸毒和过错行为。因离异、虐待等原因而造成监管人的改变以及住所的改变次数与儿童过错违法行为、吸毒、辍学有关,情感拒绝和忽视更是辍学和逃学行为显著相关[28]。一项家庭成分对儿童行为的预测研究发现,虐待不仅能预测儿童的攻击性,而且还能因家庭其它不利成分而预测儿童的其他行为,比如,兄弟姐妹的被虐待和被忽视的比例还能预测儿童的活动亢进以及不专心行为[29]。

儿童社交活动的参与性和胜任性也因家庭环境不利而受到影响。有人采用儿童行为问卷(cbcl)让儿童母亲对有受虐待经历儿童和对照组儿童的社交活动中的活动能力、活动数量、活动水平和活动技能进行评定,有关的社交活动涉及体育、游戏或业余爱好、工作和家务、组织或俱乐部团体活动。结果显示,两类儿童的活动数量和活动技能均有显著差异,有虐待经历的儿童的母亲在孩子所参加的所有活动中都明显地倾向于认为其不胜任或无能力[30]。而家庭经济文化弱势的儿童则表现出另一种倾向,他们在小学中高年级开始更多地寻求家庭外的支持,家庭外行为也更频繁、复杂。

处境不利儿童行为问题的内部生理和心理机制成为当前深入的一个领域。有人试图希望通过情绪管理机能和自我防御机制说明处境不利诱因同儿童内因性和外因性行为问题的内在关系。xxx虐待经历的儿童在情绪管理机能上受到较显著伤害,表现出低水平的冲动控制,容易过敏、生气、被动和抑郁。与正常儿童相比,他们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得以不恰当的泛化施用。身体受虐待儿童比被忽视儿童出现更多的倒退、否认、投射和摄取作用,被忽视儿童比身体虐待儿童出现更多的补偿、抵消作用[31]。近年来,随着神经心理学和分子生理心理学广泛深入,对处境不利儿童行为问题的神经生理和分子生理机制的研究也得以展开。比如,有研究发现,基因编码中的功能性多态现象,即能产生代谢变化的单胺氧化酶a(maoa)能缓和虐待所带来的消极后效。具有高水平maoa表达基因类型的受虐待儿童减少了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32]。另外,关于这些儿童所处不利环境和不幸经历对脑神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5几点简评

家庭贫困儿童、父母离异儿童、受虐儿童仅仅是处境不利儿童的几种典型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不良或不利于其发展的家庭环境,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环境的消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不良家庭环境的动力学机制不同,对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的具体影响也各不相同,同时,这种影响与儿童生活的其它生态系统发生不同的交互作用,从而导致这些儿童彻底摆脱这些消极影响的恢复力(resilience)也可能各不相同。为此,我们需要一方面具体细化研究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在认知、情绪、个性和自我系统、品德等方面的心理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更重要地是要探索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共同高危因子及其动态演变、各种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共同特点、共同高危因子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促进儿童积极发展的恢复力构成要素等等。

如果说家庭贫困往往是各种家庭问题发生的起始原因的话,那么儿童忽视则是家庭处境不利对儿童影响最具普遍性的现象。在经济贫困的家庭中,父母往往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或每日为生计奔波。前者导致父母缺乏教养孩子的基本知识,后者导致父母没有时间教养孩子,两者都容易导致对孩子的忽视。在父母冲突、离异、分居的家庭里,父母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焦虑、烦躁以及独立支撑的经济压力很难使他们顾及到孩子。我国社会总体偏低的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转型期逐步上升的离婚率,为儿童忽视现象的高发性提供了可能。从国际上对儿童忽视的一般分类来看,涉及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和社会忽视。这不仅影响到儿童的生存、安全和身体健康发育,而且还影响到儿童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教育忽视还相当于在早期剥夺了个体未来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基本条件。由此来看,把忽视理解为对儿童发展的毁灭性影响并非夸大其辞,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总结国外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科学鉴别,政府与研究部门共同建档,籍此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援助和干预工作;第二,丰富多彩的实证研究和建立理论模型的配合,大量的具有生态特征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观察、访谈、活动产品分析等被研究者愈加广泛运用,以实现对这些儿童更为全面的生活化的理解;第三,神经生理、分子生理和心理学的高度整合,使研究结果更为清晰客观;第四,非常注重干预性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强调生态化,重视家庭(父母卷入)干预、社区干预、学校干预、同伴干预的系统化与整合。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8篇

__________大学：

__________是__________省__________县__________(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__________年考入__________大学，其家庭因(以下填写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原因)，无力支持其完成学业，拟申请助学贷款。

特此证明。

经办人：

村民(或居民)委员会(公章)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上述情况属实。

经办人：_______

街道办事处、镇或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公章)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9篇

关键词：中国农村；土地功能；养老保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向全国人民吹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角，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近7％，其中城镇人口占6．30％，乡村人口占7．35％。总体看，我国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近年来，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关注传统的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演变。笔者对我国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1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

1．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果

xxx提出“产权是指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产权的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和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有权。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不确定性等，产权不可能是完整的，但私有产权的保障比国有产权和公有产权更有效率。台湾的土地改革证明了上述论点。台湾在1949～1953年期间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在随后的l0年里，农民家庭年收入增长l50％。南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同样获得成功。

我国大陆的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产权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xxx曾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过深刻评述．他认为解放后农村土地制度因为产权的集体化而带来了效率损失。新的土地产权结构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制度因素。张五常认为。我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在于农业产权制度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xxx描述了解放后土地制度变更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认为分田到户最惊人的效果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所导致的单位产量的增长。相对与集体经济时期．土地制度变迁给我国农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系统性农业改革取得过类似中国的成就”。

1．2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的研究

当前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土地集体所有的大部分地区都经历着不断的调整，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而没有对土地的长期所有权和交易权。xxx在调查中发现，中原地区农民负担的各项税费占到收入的25％。这种产权拥有形式影响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xxx对农地的不同产权拥有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做了系统研究．他从土地的保险功能及其对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方面回顾了土地在我国农村所扮演的集体保险功能，并通过理论模型预测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会阻碍农地产权改革的时间，认为地权改革所带来的效率足以抵消土地的嵌入式保险功能的损失。他指出《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确立了土地的个人所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土地租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地权改革实施后，能力低、收入低的农户将失去土地的嵌入式保险功能所带来的好处。

上述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产权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出了要改变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保护农民权利的要求。但是，温铁军的研究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土地就难以私有化。因此，如果不能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减少，这种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2关于农村养老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不为人所关注。大多数人认为．在深受传统影响的农村地区，土地和家庭很好地执行了养老保障的功能，如果不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城乡流动的影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不需要多加考虑的。持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子女是农村父母的基本保障．子女数多少对养老有重要影响，而解决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养老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而对农村养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养老保险上。xxx认为，子女数量对家庭养老没有太大影响；xxx认为在农村，生产力低下，经济水平低，经济供养和子女数呈正相关；_则认为子女数是影响农村地区净供养量的第2位因素。Peixiaomei持有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在农村地区，子女对老年人生活的作用低于城市，重要的不是子女的数量，而是子女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xxx认为，“四二一”结构不会成为生育率下降后主要的家庭模式，比如，未来农村的双独婚姻的比例不会超过10％，因

[1] [2] [3] [4]

此，人口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0篇

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要求，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正确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为目标。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遵守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制定和执行重大经济决策以及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情况。当前特别要关注领导干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xxx《若干意见》，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作中廉洁从政的情况。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1篇

一、前言

二、精心准备

三、调查介绍

2.调查时间：20xx年7月(20xx年xx第一师范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时间段)。

3.调查地点：xx省xx县野鸡坪镇。

4.调查人物：xx第一师范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xxx支队调研全体组成员。

四、调查现状

现状之一：家庭人口多，家庭负担重

xcx省xx县农村家庭成员数量调查

单位：户 调查总量120 有效问卷：118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xx县大部分的农村家庭的人口较多，一般在4口人以上，一家4-6口人以上的居多，家中有3人及以下的仅仅占，4-6口人的高达，有6口人以上的占。家中一般有两个以上的小孩，有的甚至有6个小孩，但家中一般只有2个主要劳动力，这就使得家庭的经济负担大大的加重了，这对于农村家庭发展的发展极为不利。

单位：户 调查总量120 有效问卷：118

现状之三：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少

xcx省xx县农村家庭成员文化水平调查

——以家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为标准

单位：户 调查总量120 有效问卷：118

xcx省xx县农村家庭月收入水平调查(全家总收入)

单位：户 调查总量120 有效问卷：118

从上表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xcx省xx县农村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拥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只占，拥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数也仅有，也就是说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员还不到50%，而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员却占到，而且在这些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员中大多数人是没有读过书的或者是只读过一两年书。农村的文化水平严重的阻碍了当地经济和教育水平的发展，是阻碍当地经济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我们再看家庭的月收入状况，一般的四口(及以上)之家的月收入水平，达到元以上的仅占到，大部家庭的月收入水平在1000-2016元，其占到，更有月收入低于1000。这与野鸡坪的人均收入水平(3516元)相差较远。再比如说，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吃穿住行，再加上家中有小孩读书和老人要看病，一年下来，基本没有钱结余。基本上可以说，也就是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如遇上特殊情况，温饱问题都将受到威胁。

五、影响xx县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农村家庭劳动力思想观念和素质是制约农村家庭经济增收的首要因素。

农村家庭务农人员的素质低是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瓶颈”。xx县农村大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下的是老年人和妇女在家务农。因此, 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接受能力差, 推广运用农业新技术的难度较大, 一些先进的、实用的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很难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造成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价格、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 而投入的劳动成本较高的尴尬局面, 势必影响农民增收。

(二)农村家庭劳动力现有劳动技术、技能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制约农村家庭经济增收的重要因素。

劳动强度大, 劳动报酬低。当前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 为了生计, 纷纷到城市去打工, 但由于大多数文化素质低、往往从事的是一些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不高、工资报酬低的简单劳动。据调查了解, 在一般建筑工地上打工, 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10—12个小时, 甚至更长, 但其每天的工资只有20—30元。由此可见由于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不高，其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低的工作。

(三)农资价格的.过快上涨和其它生产成本的增加, 是制约农村家庭经济增收的重要因素。

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农民利益, 尽管政府部门对化肥、籽种和其它主要农资价格的过快上涨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 但由于受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 致使化肥、农膜、农药、汽油、柴油等相关产品价格及运输价格快速上涨, 从而引起农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导致农民生产成本的增加, 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六、促进xx县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技术培训

我国大多数农民只能从事简单传统的耕作或只有从事传统的农业经验和技能，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要发展技术含量高、价值量大的农产品，农民必须掌握一定的农业技术。针对xx县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水平不高这一特点，要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就必须加强对农村家庭劳动力技术培训。通过各种培训，尽快帮助农村家庭劳动力掌握新知识、新技术，使他们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成为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劳动力，成为种田的能手。要提高农村家庭劳动力农业技术水平，我们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建立农业技术人员责任制度，使市、县、乡(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村指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第二，在农村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免费培养农村技术骨干，然后进行全面推广。第三，财政应加大对农业技术培训的投入，农民掌握致富技术后利于建立农民致富的长效机制。

(二)加强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信息服务

制约农民经济收入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一是技术，二是资金和信息。市、县、乡(镇)各级党政组织应加强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信息指导，建立畅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农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其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因而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卖不出。为了减少其从事农业经营的盲目性，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加强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信息指导。同时，各级党政组织应帮农民牵线搭桥，帮助农民建立畅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

(三)建立帮助农村家庭致富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

要增加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需要调整农业经营结构，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信息指导。但只有这些措施还不行，还需要建立保证这些措施得到真正实施的保障机制，这样才能使这些措施不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要使这些措施能够得到真正实施，必须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把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作为考核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

(四)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科技,增强农村家庭的增收实力,激发其创造力。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劳动力素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极为显著。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基础薄弱,使大批农村青年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和融入城市社会的机会。一方面,政府在支持九年义务教育执行力度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对农村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农业职业教育以及农技推广和信息交流等非正规教育形式,激励和帮助农民增收。当前,科教兴农的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培育、引进、推广良种,扩大农产品的门类,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表现;搞好人才培训,把农业的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五)大力发展农村小型加工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

据我们调查了解，很多人之所以外出务工，是因为在家务农的收入太低，空闲的时间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浪费时间和劳动力。若我们可以在农村开办一些农产品或其他加工企业，使得务农空闲时间的劳动力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的话，那么，将会改变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单一的现状，使得其既能务农，又能在本地务工，充分利用劳动力，大大增加农村的经济收入。同时，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也不会只能卖“原农产品”，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略来完成农民增收的艰巨任务。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2篇

加快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也是农业、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我县农民收入状况如何，影响农民增收的症结何在?20xx年x月份，笔者对所在地的农村农民收入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采取听汇报、入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农民收入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并形成调查报告。

一、农户收入的现状

本次共走访调查农户52户，其中，纯农业户38户;亦工亦农户7户;以农为主，农闲时兼营服务等三产业的4户;纯经商办企业的3户。其中，20xx年度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3户;1万元(含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8户;2万元(含)以上，3万元以下21户;3万元(含)以上，5万元以下17户;5万元(含)以上3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农民家庭收入还很低，加上生产、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在短期内增收还很困难。

二、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1)农民绝对收入水平较低。虽然被调查的52农户中，年收入2万元以上的占大多数，但近年来农村家庭开支逐年加大，尤其是教育、住房等到方面支出更大，致使被调查的约70%以上的农户全年没有结余，稍有变故就得负债。

(2)增收速度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按照到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要求，农村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3)城乡差距加大。近几年来，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一些有利政策，农民增收速度可以超过5%，但是仍然落后于城镇居民，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

(4)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据我了解，我家乡安徽省巢湖市在全国农村所处位次还较高，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内陆地区农民收入更低。

造成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农民整体(低碳生活绿色环保调查报告)素质还不高，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分析，农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6%左右，初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约占20%左右。

(2)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还跟不上形势要求。调查发现，一是特色主导产业总量小，覆盖农户少。二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三是结构调整不深入。以蔬菜为例，种植结构雷同，品种特色不明显，科技含量不高，大路菜多，贮藏、保鲜、深加工及包装、运输等严重滞后。

(3)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引导、协调、服务功能滞后，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一是信息服务滞后;二是技术服务跟不上。特别是高新技术应用上，技术与生产严重脱切，导致农民增收难;三是信贷部门缺乏有效的资金扶持措施，一家一户贷款困难。调查发现，多数农民都有强烈的增收意识，并有一些可行的增收项目，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而难以上马。

三、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实现我国 保增长，调结构 的目标尤为关键。但是，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我国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对扩大消费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千方百计搞好农民技能培训，让农民更多更早地了解市场的最新信息和动态。

2 、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农村服务业，提高民营企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工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3、推进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这是农民增收的基础。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是大力推广优质农产品，优化品种和结构;二是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带;三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4、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小城镇，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把农民进城务工当成一项产业来抓，促进农民工跨区域流动，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5、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国家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促进农民增收。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基本建设资金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每年新增教育、卫生、(baogao.)文化事业经费应向农村倾斜，以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二要加大对农业、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力度，进一步扩大范围提高标准。

6、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3篇

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二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三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论而言，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纪90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3］，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契机。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因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仇富”和“仇官”心态。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1年3—7月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的正式调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地所做的补充调查。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差距。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了这两个省份。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家庭。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本。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110份。其中，遵义LL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2份，江苏YS村回收有效问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问卷43份①，合计235份。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3份，其中，江苏YS村45份，贵州LL村28份。正式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308份，其中，贵州省163份，江苏省145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18～40岁的为主。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xxx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xxx和xxx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和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是江苏农民的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和，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和。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xxx，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xxx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是低信任农民的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大于。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和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xxx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和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4篇

论文摘要: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已在“统账结合”的新模式下运行，但是实践表明，依照这种模式所提供的制度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养老的所有需要的保障是不确定的。中国人口和家庭的历史与经济背景以及发展趋势的特殊性，使一些老年人得不到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因此，养老保障的实现要从纯经济领域之外寻找帮助。社区的地利和人力以及社区服务可以成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特殊系统，使得社区能够发挥家庭力不能支的功能，补充现行养老金制度经济保障的不足。

一、现行养老金制度存在粉经济保障的不确定性

我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以1997年_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决定》为标志，已形成基本框架，并在占全国城镇职工大多数的各类企业中付诸实施。理论与实践均表明，中国在排除了现收现付式和完全积累式的筹资模式后，选择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部分积累式，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选择，它会最大可能地满足养老金发放的需要，但满足到什么程度是难以确定的，其中的最大风险是一定比例的退休人员领取到的养老金不能满足基本养老生活的需要。

退休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在“统账结合”的新模式下将因人而异，养老金水平的高低在退休者群体中的分布将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点。按照新模式的设计，基本养老金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基础养老金部分是确定的替代率即20%，个人账户养老金则是不确定的，它以个人账户储存额为计算基数，而这个储存额与个人在职时的收人水平相关联，也就是说，这部分的替代率水平决定于每个人在职时的收人水平。在职时收人的差别必然造成某些人这部分养老金替代率较低。

我们可以把上述分析与收人状况的调查结果进行对照，作出一些预测性思考。近年的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收人层在总收人中所占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中国的总收人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如果在统账模式下，上述收人结构以不同程度的状况得以存续，则必然会有一定比例的退休者因为收人低而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较低，甚至出现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退休者。那么究竟这部分人有多少，哪些人会成为这样的养老金领取者，他们将出现在什么样的家庭中，他们的养老金数额不足程度如何，这些都是确定性趋势中的不确定因素。

养老金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这些退休者，如果能从家庭中得到补充，其养老保障就得以解决，但是他们能否从家庭中得到相应的补充也是不确定的因素。

当代乃至未来中国的家庭结构状况，使若干数量的老年人从家庭获得经济支持以供养老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使中国家庭正向“四、二、一”结构演变，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子女是一个具有直系血亲关系的三代家庭格局，这种家庭结构下的社会成员，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的若干年后才进人老年期，因此，按照现行法规，他们退休后都应当有自己的基本养老金，只不过养老金数额存在差别。在老年父母的支出结构中，子女的直接经济供养主要用于购买作为日常必需品的实物，有子女和夫或妻可以作为照顾者的家庭将无需购买照料服务，这就是说，子女直接提供经济支持数额等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实物)的费用与养老金之间的差距。我们在假设父母都有养老金，子女都有收人的前提下，相对于个体家庭来说将形成以下几种组合:(1)子女收人高，父母养老金也高;(2)子女收人高，父母养老金低;(3)子女收人低，父母养老金高;(4)子女收入低，父母养老金低;(5)子女收人中等，父母养老金也为中等。在此，收人高是指收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有不同程度的剩余，收人低是指收人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有不同程度的欠缺，收人中等指收人数额与基本生活需要基本平衡。上述养老金的高、低、中等在满足领取者养老基本需要时，相应地会出现剩余、不足、平衡三种类似的形式。前述五种组合中，在第四种情况下就会造成需要直接经济支持的父母难以得到来自子女的支持。这部分老人究竟有多少呢?据保定市的调查表明，需要得到金钱与物质支持但尚未获得的人分别占和，除此之外的老人，或者是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支持，或者是现在还不需要这些支持。养老金数额不足，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这些老年人如何生活?这将对社会提出特殊需求。

只追求养老金这一经济保障的解决，认为只要发放“预定的”(从数学模型中推出的)养老金就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这种观点，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的背景下，在中国老龄化的特殊条件下，无疑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经济保障的不确定性缺陷的克服不能仅局限于经济本身寻找办法，而应当跳出单纯计算养老金数目的圈子，探讨克服缺陷的途径。

二、社区的非经济资源优势可以超越经济手段而发挥效用

社区所具有的地域的稳定性适应了现代家庭养老的需要和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自由流动，现代核心_家庭将取代传统的主干大家庭。但是不能以父母与子女的分居就得出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导致子女无法照顾老人的结论。根据对保定市的调查，在只有一个子女的父母中，有95%与子女同住保定市，其他城市的调查情况也与此接近。即使发达的美国一般情况也是75%左右的父母与子女同住一城市。退休的父母即使独立居住，也不愿意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和作为自己小天地的家庭。当他们行动不便需要照顾，而子女又无暇顾及时，就可以求助于他们所在的社区。如果情况较好，他们不必离开家而去专门的养老机构，只是需要时由社区的有关人员上门提供方便。一方面，他们属于社区，在空间位置上不存在障碍，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去专门养老机构所需要的过多的开支，如果他们的养老金并不可观，其重要性就更明显。如果子女对社区提供的辅养老服务有所担忧，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例如双休日去其父母处探视，必要时可与社区沟通，这在客观上是可行的，因为他们同住一个城市。实际上在老年人生活功能发生障碍时，有些子女就搬到与父母所在社区很近的地方，使家庭与社区在养老上的配合更为有效，现代住房制度提供了实现这种情况的客观便利。

社区中人力资源的优势，使社区养老功能的发挥具有可靠的保障。养老事业是人文特点十分明显的劳动密集型事业，核心家庭出现养老困境，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源支持的不足。社区中聚集着常住的、暂住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工作或业务上的差异，使之具有时间上的互补性，这就为志愿服务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烟台市2001年共有120万青少年参与了志愿者活动，注册志愿者6万多人。上海市石门二路街道1999年登记在册的志愿者10500余人，其中在职职工占19. 04%，退休人员占28. 57%在校学生占52. 38%。毫无疑问，如此规模的志愿服务，使得到服务的老年人减少了从市场取得有偿服务的需求，这样势必减少其本来就有限的养老金的开支，这是一笔值得一算的经济账。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是确定的，由此决定的社区地域特点是确定的;中国的人口状况和就业规律、职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成熟后将是稳定的，由此决定的社区人力资源分布也将是稳定的。总之，由社区提供的非经济养老资源具有确定性的特点，这对弥补现行养老金制度存在着的经济保障不确定性具有相当的作用。

三、经济手段和社会手段的综合运用:社区养老准市场系统的构建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5篇

【关键词】 孤独;疾病;患病代价;费用,医疗;儿童

最新数据报告显示,儿童孤独症患病率达到‰甚至更高[1-3]。近年来,我国在医院或其他专业机构求助和就诊的孤独症患者明显增多,但其病因不明,目前仍以康复治疗、教育训练为主的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孤独症的特殊症状表现对患儿社会功能危害比较大,需要长期、系统的康复训练和治疗,这势必会导致家庭医疗负担逐渐加重,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本研究旨在初步了解和掌握孤独症患儿用于就诊及康复治疗等卫生服务的总费用支出,掌握该病的家庭负担状况,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孤独症患儿康复服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收集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童发育行为研究中心咨询并接受康复训练的患儿236例(其中来自黑龙江省不同地区)。上述患儿均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副高职以上的精神科医生或儿科医生诊断,符合美国DSM-IV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以此236例孤独症患儿及其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孩203例,女孩33例,男、女比例为∶1;城镇179例,农村57例,城、乡比例为∶1。年龄最小岁,最大岁,平均为(±)岁。

方法

调查问卷 自拟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患儿及家庭的一般情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文化因素等;②患儿家庭的年经济收入;③进行孤独症就诊及康复治疗的总费用支出情况,包括就诊咨询、评估、康复训练、药物治疗、交通、住宿及其他费用。家庭疾病负担量表(FBS),采用Pai等编制的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amily Burden Scale of Disease, FBS)[4]。该量表主要用来评定患者因病给家庭及成员带来的负担,在国内评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包括6个因子: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关系、家庭成员躯体健康和家庭成员心理健康。该量表每个条目评分均采用0～2分3级评分。没有负担评0分,中度负担评1分,严重负担评2分。为便于描述和比较,将得分转换成标准分:把各个因子的得分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得到因子分,再计算出所有病例的平均分,然后将每个患者的该因子分与该因子的平均分比较。≥平均分为回答阳性,其所占比例为回答阳性率;

质量控制 参与调查的患儿均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依据美国DSM-IV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且结合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得分情况。问卷填写时,统一培训调查员,向家长详细说明填写要求,承诺保密原则,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填写问卷,以保证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

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资料统一编号,利用EpiData 软件建立数据库,将数据双份录入,并利用Visal Foxpro 软件进行双份检核,确保数据准确性。运用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孤独症患儿家庭的一般情况及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患儿家庭年收入情况见表1。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孤独症患儿家庭平均年治疗费用支出为万元,其中城镇地区家庭平均年支出万元,农村地区平均年支出万元,见表2。城镇患儿年平均治疗费用支出各层次较为均衡,但年支出在(～)万元之间占多数,年支出超过万元的家庭最少。农村患儿年支出多集中在

调查发现,大部分患儿在得到诊断后开始进行药物及康复训练治疗,少部分患儿在诊断以后尚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见表3。

患儿就诊及治疗总费用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平均值为,其中占家庭总收入100%以上达到47例,占。患儿就诊及治疗总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孤独症就诊及康复治疗总费用支出内容按构成比例由高到低主要包括康复治疗的费用()、交通住宿费用()、就诊咨询费用()、药物治疗费用()、其他()。在参与调查的236例患儿中,全部康复治疗费用均为自费支出,占。

共有230名患儿家长参与了“患儿就诊及治疗对家庭经济是否有影响”的调查,其中认为患儿就诊及治疗对家庭经济有很大影响的为192例(),认为有一点影响的为31例(),认为没有影响的7例()。

患儿家庭疾病负担评价(FBS) 见表4。

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和家庭娱乐活动3个维度平均因子分都大于1, FBS总分的平均值也接近1。家庭疾病负担总分、家庭经济负担、家庭娱乐活动和家庭成员躯体健康4个维度的阳性回答率均高于50%以上。

3 讨论

Leslie等[5]报道,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人均的卫生支出从2000年的每人4 965美元到2004年的每人5 979美元,涨幅为个百分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支出明显高于其他精神疾病,而且一直呈现持续稳定地增长趋势。从本次调查的孤独症患儿家庭的基本情况看,家庭年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万元以下(),农村家庭年均收入在更低层次,50%以上分布在万元以下;但为患儿进行医疗就诊和康复治疗的消费支出达到年平均万元。结合收入情况分析,农村地区只有的患者年收入高于万元,没有高于万元的情况;但其就诊和治疗的总费用支出在万元以上有,高于万元的有;进行康复治疗的农村患者消费支出在2万元以上的占。在整个家庭经济中,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甚至有的支出占收入的100%以上,必然导致动用家庭储蓄或负债情况的出现,同时这几项指标中农村地区所占比例均高于城镇地区,说明农村地区患者面对的是更大的经济压力。在诊断为孤独症后进行药物或者康复治疗的165个家庭中,的家庭年支出超过万元,的家庭年支出超过万元(主要是城市患者);反之在没有进行治疗的51例患儿中,农村占,城市占。说明没有治疗的患者中农村地区比重较大,这与农村地区孤独症相关的医疗知识了解不足有关,也与其经济情况密不可分。

家庭医学理论认为,成员患病会对家庭产生多方面的冲击,使家庭承受经济、精神等多方面压力。本次针对孤独症患儿的家庭进行疾病负担的统计结果中,在整体负担、家庭经济负担、家庭娱乐活动和家庭成员躯体健康4个维度受到了较大影响,且阳性回答率均超过。经济负担维度的因子分最高,表明患病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几乎所有的患儿医疗就诊和康复治疗的总费用均为自费支出,对家庭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无力支付的家庭只能选择放弃治疗或负债支出。有的家庭主观认为用于康复治疗的支出已经给家庭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综合其他研究和本次调查的实际情况都显示,家长最希望得到的是资金的支持[6]。英国的研究表明,用于支付ASD儿童的总费用估计每年为27亿英镑,而成人每年为250亿英镑[7]。美国研究表明,国家每年为每个患儿估计投入320万美元,对整个孤独症群体的费用为350亿美元[8]。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几个大型城市和发达地区加大了对孤独症儿童康复治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但是全国覆盖范围还远远不够。所以,为ASD儿童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9]。此次调查也表明,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孤独症群体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更多孤独症儿童家庭得到帮助。

由于目前存在的康复治疗服务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患儿的需求,与以往的报道相比,各年龄段的孤独症患者逐渐增长的社会消耗也非常惊人[8,10]。在本次研究结果中,家长为了孩子治疗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辗转于各地求治,导致交通和膳食、住宿费用的增加,家庭娱乐活动减少,甚至家庭成员的躯体健康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将造成新的家庭问题,甚至延伸为社会问题。已经有研究认为,针对孤独症等发育障碍的患儿,了解其家庭经费的支出,造成的收入损失,抚养人的负担等信息是非常重要的[11-12]。随着对孤独症认识水平的提高,孤独症患儿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同时对康复治疗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所有孤独症患儿均需要系统、稳定的治疗和专业化指导。利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建立完善的孤独症患儿康复服务体系,加大对此类患儿的社会扶持力度,才能真正改善目前孤独症患儿家庭的困难,让康复治疗工作做到正规化、系统化,保证其整个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健康安定。

4 参考文献

[1] xxx.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07-216.

[2] NICHOLAS JS, CARPENTER LA, KING LB, et al.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Prevalence and comparison to a school-aged population. Ann Epidemiol, 2009,19(11):808-814.

[3]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ADDM) Network Surveillance Year 2002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4 sites, United States, 2002. MMWR Surveill Summ, 2007,56(1):12-28.

[4] xxx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54-56.

[5] LESLIE DL, MARTIN A.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associated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7,161(4):350-355.

[6] CROEN LA,NAJJAR DV,RAY GT,et al. A comparison of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costs of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a large group-model health plan. Pediatrics, 2006,118(4):1 203-1 211.

[7] KNAPP M, ROMEO R, BEECHAM J. Economic cost of autism in the UK. Autism, 2009,13(3):317-336.

[8] GANZ ML. The life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incremental societal costs of autism.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7,161(4):343-349.

[9] PEELE PB, LAVE JR, KELLEHER KJ. Ex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in children's behavioral health care coverage. Psychiatr Serv, 2002,53(5):591-594.

[10]JARBRINK K, KNAPP M.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utism in Britain. Autism, 2001,5(1):7-22.

[11]JARBRINK K, FOMBONNE E, KNAPP M. Measuring the parental, service and cost impac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 pilot study. J Autism Dev Disord, 2003,33(4):395-402.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6篇

xxx一

某某单位(居委会)：

申请人，某某，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家庭人口数量。

申请人家庭贫困原因(因何病(最好有病情证明书)、双下岗或其它原因导致)。恳请某某单位(居委会)领导给予发放困难补助。

特此申请!

申请人：姓名

年月日

xxx二

本人，家有三个人，爷爷、父亲和我，母亲与父亲已离婚，(可以的话也写下母亲是否给予固定生活或者教育费用)，爷爷身体不好需要长期吃药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父亲是个油漆工工资很低，只能简单的维持家庭的生活。家庭负担全都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我的学费对于我的家庭更是一个不轻的负担，所以请学校给予支持。

xxx三

南华大学 (学校)：

贵校学生 其家长属本地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如下：

一、家庭人口 x 人，家庭成员组成：________。家庭年收入约____元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7篇

农民，这个特殊的称谓，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9年伟大的_的成立，使农民一改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彻底地作了主人。历史的年轮驶入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实力的不是所谓的GDP，而应该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对农村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颁布的大量政策都本着利民惠民的目的。尤其是近年来农业税的免除到按亩的补贴，都让我们广大农民的家庭负担大大减轻，当然这只是国家对刺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的典型代表，还有许多其他的政策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农村医疗保险等等，这些都为农民是实现增收解决了许多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篇。

在本次调查中，人均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家庭仅占调查家庭总数的2%，13%的家庭人均收入在800—1500元这个范围内，有54 %的家庭人均收入在1500—3000元这个范围内，人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家庭占到了3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民的收入就前几年比增加了很多，然而对农民而言赖以生存的农业竟然不是收入的主要部分。农业方面的净收入在元以下的家庭占33%，52%家庭的农业方面的净收入在2000—3000这个范围内。对那些人口多的家庭这点钱如果人均下来就真的没多少了。调查发现90%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竟然是外出打工，其他方面的收入主要来源加在一起才占总家庭的10%。近些年随着外出打工的热潮高涨，我们农民们也意识到了守着那“一亩三分的”是多么的没有前途。外出打工成了农民挣钱的最佳途径，也成了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当前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随着物价的上涨，种子、农药、化肥等的价格也提高了很多，这就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又加上农民现在都有了“惰性心理”，他们对农作物没有很好的养护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这样农业方面的收入就没剩下多少了。其实无论怎样，单纯的种植这种作物是无法获得令人可喜的收益的。

二、农民的生活消费。

有13%的家庭把收入主要花在子女的教育上，这主要是些年轻的家庭。对于那些年龄稍微大点的人他们主要用来维持生活，这部分的家庭占到了15%，因为他们子女的事差不多都办完了，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牵挂了，现在只要慢慢地赚着钱花着撑到自己么有能力时候有子女赡养了。他们都没有想到为自己以后养老，在这里人有能力的时候都全都是为了孩子到老的时候就依靠孩子了。 在家庭收入的主要用途方面59%的家庭选择了“其他方面”，这其他方面主要都是建房子，办喜事方面的，这些家庭都是有快成年或刚成年的孩子。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结婚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的房价是那么的高，即使在农村可能没有那么的贵，但对于仅有定点收入的农民来说这也算是一笔超大的开销了。 虽然现在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还是有66%的家庭感觉经济有点紧张，这些多为子女比较多的家庭，还有些是有病人的家庭，毕竟医保在我们那里还没有实行起来。32%的家庭感到基本需要能得到满足，仅有2%的家庭认为生活富足了，毕竟离小康水平还有一段距离的。 对于比较担心的问题93%的家庭都选择了收入没有保障，在农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失业中，那些外出打工的工作没保障有时候不要把身体搭进去就好了，在家里的人就只能盼望着能风调雨顺有个好的收成，而近年来的气候异常的很难有风调雨顺了。其他选的较多的是“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不孝顺”，“治安状况不好”，关于农业方面的几乎没有人选择，或许他们真的感觉种地没什么前途了吧!

此次调查的分析，总体而言，农民生活仍处于温饱状态，过着艰苦的日子。这次调查不够全面，也不具有太强的说服信，没有佐证和足够的资料，但是这是农村真正的实际情况，没有夸大也没有虚假的成分。实现农民收支的平衡，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希望在各方面力量的努力下：能够使农民更快地迈上幸福、富裕的康庄大道，使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调 查 人：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8篇

经访谈联合乡政府分管教育xxx副乡长、联合乡中心完小xxx校长及部分学生的班主任，我们了解到，在国家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支持下，联合乡中心完小及北河小学对所有学生免收学费和杂费。同时，按照国家对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简称营养餐）和生活补助项目的要求，联合乡中心完小学生每天能享受到4元/人的营养餐补助，寄宿制学生还能享受500元/人的生活补助。上述惠民政策的实施，极大的缓解了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的负担。

经核算，扣减上述相关补助费用后，每个学生家庭需要支付学校的相关生活费用约为550元/学期，每年约为1100元。

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家庭经济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积累和消费等内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家庭形成了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和高积累以及低消费和低闲暇的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影响农民家庭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经济理性主要是指农民家庭收入来源构成上必须有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为了保障家庭基本经济生活,必须最大化利用家庭劳动力.目的理性是指家庭*和文化影响农民的生计安排,农民家庭在劳动-闲暇之间做出权衡,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做出均衡选择时,这一行为并不纯粹由经济理性决定.目的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差别在于其决定经济决策的动机不同,经济理性下行为选择产生于生存压力和家庭经济支出压力.目的理性则产生于家庭*和道德规则.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这种家庭*支撑下,农民家庭可以进行很多经济理性上无法理解的生产经营实践,如不计成本地劳动投入,保持较低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保持劳动对闲暇时间的较高替代率.进而,在xxx夫所讲的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上保持较高的均衡点.

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行为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有节余型经济和生活型经济两种类型.北方农村节余型经济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资源配置中更加注重劳动生产和财富积累,并通过减少日常性开支和闲暇时间来实现家庭经济的充足节余,进而得以满足农民家庭大宗消费需求.中部农村生活型经济类型则在劳动投入上有较低忍耐度,农民家庭的积蓄也是以生活消费为前提,生活型经济态度主要讲究生活而非生计.这种经济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主要与家庭*责任和村庄社会结构有关.

在当前形势下,农民家庭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打工经济中开始计算劳动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力投入和辛苦程度,在消费主义观念影响下更加注重短期消费和娱乐.这种变化与小农理性变迁有关,即经济理性凸显、目的理性弱化.经济理性凸显主要是农民家庭开始在经济成本核算基础上做出行为选择,还表现在农民家庭在打工经济和城市消费文化影响下呈现出消费主义观念和经济态度.目的理性弱化主要是指农民家庭在*责任上的约束减弱,并不一定尽全力积蓄家庭财富以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而是表现出对当期生活享受的追求.另外,村庄社会性竞争压力减小也是影响农民家庭目的理性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且村庄社会内部的竞争更多的由之前注重道德竞争转变为纯粹经济竞争.

主要论述了经济与生活论文xxx相关参考文献文献.

经济与生活引用文献: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19篇

陈述困难原因(家庭人口情况、地处偏远山区、家庭人均年收 入情况，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家庭成员 因残疾、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家庭成员失业情况、负债情况及其 他困难原因等。)

家庭情况实属贫困，特此证明!

村委会(戒居委会)(盖章) 乡镇戒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戒县 级民政部门盖章)

××××年×xxx××日

备注：

1、请学生以当地民政部门的身份自己书写贫困证明书;

陈述家庭经济情况xxx 第20篇

根据县委组织部的委托，积极稳妥地搞好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审计方式为领导干部任中审计和离任审计。如果离任审计数量较多，则不安排任中审计，如果离任审计数量较少，则按照组织部要求，有计划地安排部分领导干部任中审计。

审计内容：一是以财政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要途径，重点关注领导干部所在部门、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二是上级各项方针政策是否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贯彻落实苏区振兴发展有关政策是否坚决、有力;三是部门、单位内部是否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四是领导干部对本部门、本单位各项财政性资金支出是否真实合法、支出结构是否合理、专项资金是否合法合规并有效利用。五是“三公”经费的支出是否得到有效地控制等。揭示领导干部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中不真实、不合法、资金使用效益差、违反领导干部廉政规定和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着重从制度层面发现问题、提出建议、规范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