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报告(合集12篇)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1篇

大家好！欢迎来到敦煌莫高窟。

我先给大家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小导，给你们讲解是我的荣幸，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提个醒儿，这里的宝物不要触摸，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现在已经互相认识了，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来讲讲敦煌莫高窟吧！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莫高窟所珍藏艺术珍品是中外交流的瑰宝。人们都把莫高窟称为甘肃中的一颗明珠。

敦煌壁画形象逼真，尤其是：“飞天”图案，大家看，这就是我所说的“飞天”。还被唐朝人赞誉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成为敦煌壁画的象征。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也是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主要体现在壁画方面，是这里的壁画才让莫高窟闻名远扬的。

现在大家把它的大概了解了吗？我可要继续讲了！

大家快来看这里吧！以学习的态度去看。

外国旅游者对莫高窟的评价是：“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画廊。”“它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人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壁画和佛像的艺术水平实在是震撼人心。”

惋惜的是：莫高窟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保留有从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493个，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像两千身，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若把壁画排列，能伸展3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画廊。

现在得让大家开心开心了，不能老沉浸于可惜：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敦煌艺术极感兴趣，不断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希望可以成功吧！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是：壁画艺术了！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雄伟瑰丽。

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我的讲解到此结束，祝大家旅途愉快！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2篇

[关键词]敦煌藏经洞;刺绣艺术;装饰艺术

众所周知,中国刺绣历史源渊流长,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到了汉末六朝时,中国进入了佛教史上的“像教弥增”时代,绣制佛像之风兴盛。上世纪60年代在莫高窟发现了一件北魏时期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表明了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更体现了艺术的宗教功能。

隋唐以后,佛教深入民心,开拓了佛教布教过程中的绣佛领域,刺绣佛像在民众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地域性色彩,在东亚一些佛教盛行的国家都保存收藏有刺绣佛像,如中、日等国。敦煌发现的刺绣艺术品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为后世留下的弥足珍贵的艺术精品,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敦煌刺绣艺术品包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10世纪的刺绣佛画,还有上世纪在敦煌莫高窟窟前发现的北魏刺绣佛像和供养人绣像;另外,还有一部分近期在莫高窟北区石窟遗址中发现的刺绣日用品。

敦煌刺绣艺术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彩色丝线刺绣或织出的佛像、说法图、花卉图案、经袱和少量鸟兽图案等。敦煌刺绣艺术品是敦煌藏经洞遗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本画、麻布画、白画和版画一样是敦煌佛教艺术表现中的一个独立方面。敦煌佛教艺术的主体是石窟壁画、雕塑和建筑,这是不可移动的绘画艺术,而藏经洞遗画,包括上述提到的画种,画幅等方面都比石窟壁画面积要小,属于可移动的单幅画作。正因为如此,其中部分画作可能绘制或绣制在敦煌以外的地区。

现存敦煌刺绣艺术品主要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遗画中的少量刺绣佛画,合计约27件,目前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圣彼得堡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地。自藏经洞文物问世以来已逾百年,国内外对刺绣艺术品研究情况,仅局限于图版资料的公布。其中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发行的图册《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将来部分》的第3卷(染织、雕塑、壁画)有部分图录;《西域考古图记》的第2卷发表有斯坦因在千佛洞藏经洞发现文书、绘画、刺绣、织物的详细记录;由法国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编纂刊行出版的《敦煌的染织品》第13卷、《俄藏敦煌艺术品》第2卷刊布的图版资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片断的刺绣品;近期出版的《北区石窟考古》第1卷刊布的图版资料中有一部分刺绣日用品;另外,还有《文物》杂志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曾提到藏经洞出土的刺绣艺术品。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藏洞窟刺绣艺术品的流散概况。藏经洞的发现与开启,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古代丝绸、棉、麻、刺绣(统称丝织品)等艺术品,令国人深感惋惜的是,大量都流散到了国外,现藏英、法、日、德、俄、美等国。

广西师范大学将斯坦因所著《塞林迪亚》(Serindia)翻译出版,中文书名为《西域考古图记》,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是继斯坦因1900～1901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Ancient Knotan)报告的续编。在《西域考古图记》的第22章翻译了斯坦因在千佛洞藏经洞发现文书和绘画、刺绣、织物的详细记录。

其二,法藏敦煌刺绣艺术品情况。提到法藏敦煌艺术品不得不提伯希和其人。关于伯希和敦煌考察资料的最早研究始于1950年秋山光和在法留学期间。当时,秋山光和受日本政府委派,赴吉美美术馆对伯希和考古日记、发掘调查报告、实测图等进行整理,其研究成果回国后发表在《佛教艺术》第19、20号。

法国对伯希和所劫藏经洞文物图录,1961～1992年由Louis Hambis教授主持监修,并由法国亚洲研究所中亚研究中心编纂刊行,陆续出版了14卷《伯希和考古文献》。1970年,出版了第13卷《敦煌的染织品》;1974年,出版了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取的幡绘目录。据该目录数字显示,伯希和劫取的这类丝织艺术品总目计184件,其中敦煌绢画136件,敦煌麻布画48件。据笔者对以上幡绘目录的调查,发现其中刺绣艺术品图版资料仅1 件。这些艺术品可以从巴黎出版的多卷本《伯希和考古文献》第13卷《敦煌织物》和第14卷《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敦煌幡幢及其图画之研究》中可以看到。

1995年,由秋山光和监修,日本讲谈社出版了《西域美术――吉美美术馆藏伯希和收集品》,共2卷。第1卷主要内容是对吉美美术馆所藏敦煌绘画品中的佛传画、经变、净土图、曼陀罗、诸观音图像等99幅作品图录;第2卷主要内容是在藏经洞发现的尊像画,如_菩萨、文殊菩萨像等图录,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伯希和收集品敦煌绘画品中的代表之作;同时,在第2卷的后半部分收录了敦煌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染织品、塑像、木雕以及其他工艺品。

其三,俄藏敦煌刺绣艺术品情况。说起俄藏敦煌艺术品之前,首先要提到奥登堡这个人。1914～1915年,奥登堡组织和率领的俄国_厥斯坦考察队,实际上是专门被派往敦煌莫高窟的。这次考察的成果资料在奥登堡一行返回圣彼得堡后,进行了资料整理和馆藏分配,所获藏经洞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管;所获藏经洞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日记等分别移交到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机构。后来,奥登堡所获敦煌藏经洞资料全部集中到涅瓦河畔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3篇

敦煌学，包括哪些内容？大家都承认，主要有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出土z书和敦煌石窟寺两个组成部分。敦煌学的研究，遗书研究先走一步，其原因在于资料的发现、采集、整理和公布。斯坦因、伯希和，骗购也好，盗劫也好，罪责难逃，但资料在英法两国得以妥善保存，编号整理，又向学界开放，为阅读、复制缩微胶片提供方便，却是值得称道的。功过相抵，终究赢得世界的尊重。一百年来敦煌学国际显学的辉煌，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是因为轰动世界的五万卷新鲜材料的发现。历经百年，至新旧世纪之交，敦煌学热度渐渐消退，大的问题、重要的问题皆已涉及，虽然学者们仍在锲而不舍地展开过细的研究，虽然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但是，“再造国际显学的辉煌”已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事物的发展毕竟有高潮和低潮。敦煌学界有很多文献研究的专家，不免欠缺对石窟文物研究的认识。很多人看不到，石窟寺的敦煌学研究正在起步。其实换个角度思维，如果把重点转向石窟寺研究，辉煌的前景就在前方。

石窟研究的发展，我以为仍要循文献研究的道路，首先从资料工作入手。其实追溯到敦煌学发端的时期，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都很重视对石窟寺的考古研究。20世纪初，斯坦因是在西域考古调查的语境下获取了藏经洞的资料。伯希和在挑选遗书的同时对莫高窟进行考古调查，包括绘制总平面图、立面图，为石窟编号，做文字记录，拍摄照片等。奥登堡基于伯希和编号，按照考古学规范绘制了大量实测图纸，用速写采集图像素材，做了文字记录，拍摄大量照片，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伯希和。国人对敦煌的考察，在临摹壁画的同时，张大千、谢稚柳为石窟重新编号，逐窟记录内容，判定时代，留下《漠高窟记》和《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劳干、石璋如、夏鼐、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测绘，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其中石璋如的考察成果具有代表性，有《莫高窟形》问世。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则有史岩汇录供养人题记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和全面调查洞窟的《千佛洞初步踏查纪略》。李浴则有《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等等。日本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则依据已有的调查资料对敦煌壁画图像做了高水平的研究。20世纪前半叶，敦煌石窟研究水准非但不逊于遗书研究，甚至有超越之势。

大约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的画家老师们不约而同地开展研究工作，源自他们历久经年于亲手摹写中的观察体验。他们的发现弥足珍贵，一旦与史学、佛学相碰撞，研究成果立刻焕发耀眼的光芒。这些成果集中在五卷本《敦煌莫高窟》和80年代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敦煌研究》杂志就此创刊。这些，促成了那个年代国内敦煌研究热潮的形成，国际上终于承认，敦煌在中国，研究也在中国。可是，波形的曲线不久转而下行。敦煌石窟的资料工作止步于石窟内容总录。没有坚实的资料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只能在泡沫中挣扎前行。不可能指望简要的总录和几种图录催生出热潮、显学或者辉煌。

1958年在郑振铎副部长的倡议下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规划早被“”击得粉碎。近20年来，虽然考古界呼声不断，但仅有的一些石窟考古报告均因成熟度不足而一个个消失于无形。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饶宗颐先生指出：敦煌石窟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完整的敦煌石窟资料尽快整理发表出来，相比之下，那些小文章并不重要。在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谨记导师宿白先生的教导，长期以来编拟石窟考古报告的规划，组织人员试写报告文字，更于新世纪伊始即着手报告的正式编写和出版。几经反复，终于在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问世。如今第二卷的编写正在进行中。报告编写中我们深有体会，熟悉的洞窟在反复细致观察中变得陌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报告的编写是一个将研究推向深入的过程。在国内，我们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我国的世界遗产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众多，但建立科学完整资料的微乎其微，忽视、轻视资料工作的倾向普遍存在，研究单位业务人员全凭论文考核晋级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体制不利于基础工作、资料工作的开展。资料档案工作辛苦、单调而寂寞，却得不到政策的倾斜，不时打击着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就连敦煌吐鲁番学会也对石窟考古报告的出版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4篇

时隔7年,2009年,也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当我乘火车穿越茫茫沙漠抵近敦煌时,近距离地感受通向敦煌的道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当黄色的沙漠成片成片地掠过,目至所及,尽为荒凉,视觉疲劳到了极点。一天一夜,单调的车轮声伴随着单调的沙漠景色,让人感到乏味极了。天亮之后,视线之内开始出现绿色,由少到多,一簇簇直到一片片,敦煌终于到了。

深藏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充满深不可测的神秘性。这神秘,往往是连篇累牍见诸文字的莫高窟的宝藏、王道士的盗卖、斯坦因等“丝绸之路上的魔鬼”的巧取豪夺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带来的。现实中的敦煌,阳光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那么安静、那么超凡脱俗、那么一尘不染,没有时下很多城市常见的人流熙攘、车水马龙、喧嚣浮躁、市声纷乱等现象。

几乎每一个到过敦煌的人,都会为在戈壁大漠中有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绿色小城而惊奇和感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烘托出了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标本――敦煌城!敦煌之名,寓意深刻,史书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区区二字,浓缩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

敦煌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11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敦煌郡,并设置了玉门关、阳关。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为敦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之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和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中心。

敦煌,无疑是一座丰厚凝重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敦煌屡遭曲折与磨难,几临倾覆之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以博采众长、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迹啊!

大漠奇观莫高窟

出敦煌市区,驱车东行,约半小时的工夫,就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但见远处岗岭起伏,近前茫茫黄沙,一排排高大的白杨环护着层层密布的窟龛宝藏,这就是素有“千佛洞”之称的莫高窟。

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山,二山之间有一处在茫茫大漠中难得一见的山沟――大泉河那早已干涸发裂了的河床。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走近莫高窟,突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绿色与凉意。原来,莫高窟跟前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溪,清澈透底,潺潺流水营造出一小片绿洲,鸟语花香,生机勃勃。小绿洲烘托着密密麻麻、或高或低、有大有小,宛如土蜂窝一样的492个石窟。“之”字型排列的石窟分布在陡峭的灰色岩壁上,其间已修木栈道相互连接,供人通行。

走在木栈道上,观察莫高窟,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震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莫高窟中的第一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是高僧乐开凿的,此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经10多个朝代的僧俗人员前赴后继,陆续凿成。据统计,莫高窟中有1045幅、4500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如果将每幅壁画排列在一起,可布置成高1米、长45公里的艺术画廊,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实属罕见。此外,还有原塑2500多尊和彩塑1000多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为什么能出现在远离中原王朝的极为偏僻的戈壁沙漠中呢?对很多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回溯历史,汉武帝出兵击败匈奴后,为巩固边防,“设四郡,据两关”,“四郡”之一就是敦煌,“两关”即距敦煌不远的玉门关和阳关。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延伸出境前最后一个繁华要冲,是各国商旅的一大集散地,再往前走,过了“两关”,那可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了。横亘在商人们面前的是生死未卜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是,精神寄托、便不可或缺。出境前求佛祖保佑,平安归来后需感谢佛祖恩典,礼佛布施,凿窟还愿,遂成常态。再加上这里是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原的中转站,有利于东西方艺术的交融。那“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那端坐安然、慈祥可敬的大佛,那衣冠华贵、神态优美的供养人……多少中西合璧的艺术杰作,折射的不都是那个自信、宽容、强盛、开放的时代精神风貌吗?

我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也去过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比较起来,还是敦煌的莫高窟更有一种穿透力和震撼力。且不说莫高窟的开凿比云冈石窟早87年,比龙门石窟早128年,也不说颟顸的王圆道士发现神秘的藏经洞揭开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单单这莫高窟彩色壁画中比比皆是的飞旋的流云、纷落的天花、鸣动的神乐、柔美而飘逸的仙女姿态,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

莫高窟,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依然光彩照人,魅力无穷。它是丝绸之路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放射着永不消失的创造灵气与艺术光芒,任何一个来到它身边的人,都不能不对创造这一奇迹的各个朝代难以计数的艺术家肃然起敬,由衷赞佩。

道士的惊天大发现

敦煌原本并不出名,100多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偶然发现,使这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进而演绎出无数腐败、_、掠夺与阴谋相互交织的惨痛故事。

我素来仰慕敦煌,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那神秘的藏经洞所吸引。2002年,初赴敦煌,一睹藏经洞的真容;2009年,再去敦煌,在藏经洞前踯躅徘徊,仔细观察了好长时间。莫高窟中,编号为16的洞窟,本身并不惹人注意,但因为该窟甬道北壁内侧那小得可怜、编号为17的洞窟即赫赫有名的藏经洞而闻名天下。在昏暗灯光映照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小洞,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悲凉。毕竟,这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真正发祥地,是令无数人惊异的宝藏所在地。100多年来,中国屈辱落后的历史尽都浓缩在这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历史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凝固出了荡气回肠、令后人铭记和发奋的警钟。

时隔7年,莫高窟依然严格执行着“不准拍照”的禁令。在莫高窟边上有修葺一新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馆前立有一块巨石,上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几个醒目的大字,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手迹。难得的是,整个景区惟独这里可以尽情拍照留念,颇有寓意。于是,我足足地过了一把摄影瘾,为莫高窟之行存留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为自己更新与充实了不少专业知识。

1900年6月2日,正是八国联军在京津与清军、义和团激战正酣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大清王朝京畿的敦煌莫高窟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天清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和石块,忽然间,“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的墓,至今依然待在莫高窟附近荒漠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导游介绍了,但几乎没有游客挪步前往,尽管不过咫尺之遥。我在陈列馆里见过他的照片,黑白的,却还清晰,五短身材,瘦小的体格套在一件宽大的道士袍中,一脸堆笑,羞怯、胆小、愚昧,搀杂着一丝狡猾与贪婪,外国掠夺者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很经典,足以让那个扭曲年代中扭曲人物的内心世界泛出来,而且泛得淋漓尽致。王圆,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却不幸被历史牢记,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他发现却又出卖了藏经洞。

历史学家真有本事,竟然查清了王圆的履历。他是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卒于1931年。清光绪年间,“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是个兵痞。退伍出家,当了道士,云游到敦煌,在莫高窟下落脚。他曾找当地拙劣的泥瓦匠,刷白、涂抹了一些洞窟中的壁画,也打碎过一些精美的佛像,要不是后来发现藏经洞,专职盗_宝,还真不知道这个矮子会从事多少破坏性活动,会把好端端的莫高窟折腾成什么模样。

难以想像,呈现在王圆眼前的藏经洞,这么小的空间竟然存放了这么多的宝贝,满满当当,层层叠叠,顶天立地,全是稀世珍宝,加起来达5万多件,有写本经卷、文书档案、契约账本、织绣、绘画、拓本、佛像、木雕、彩塑等等,时间跨度达600多年,涉及多种语言文字,有些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堪称“人类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王圆不懂这些,他只需要钱,钱可以让人沦为魔鬼。无知与贪婪使莫高窟在劫难逃,也使敦煌蒙羞百年。站在藏经洞前,我们仿佛跌进一个深渊,一个“病夫”的深渊,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个洞、这个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沉沦中的悲壮故事。

王圆发现藏经洞后,按照中国的陋习,拣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翰,汪稍懂点文物知识,又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送给自己的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叶学问更大,知道价值几何,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将宝物运解省城兰州保存,藩台却认为“废纸”一堆,毫无价值,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开始,圆滑世故、惟利是图的王圆开始走上了一条盗_宝的罪恶道路。先是卖给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外国人纷至沓来,这个矮子便毫不吝惜地_宝给外国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寂静的莫高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接踵而至,用大车装,雇驼队运,竭泽而渔,盗抢一空,遂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切肤之痛。长风当哭,流沙饮泣,藏经洞见证了近代中国不堪入目的一页沉重历史。

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的丰富宝藏成了敦煌学的滥觞,更在于其中藏经洞封闭千年的原因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小小的石窟中存放了如此多而杂的物品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藏经洞的封闭与战乱有关。太平盛世,莫高窟成了丝路畅通、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精神寄托和依靠,多少善男信女不惜钱财,在这里了希望和憧憬。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战乱、频内乱的国度,改朝换代、_更迭往往靠血腥的暴力来完成。虽地处荒僻,一旦战乱,敦煌莫高窟如此神圣之场所恐怕也不能置身度外,慌乱之中,僧俗人士封存相关用品,便是必须的应急举措了。

问题是,哪一次战乱导致了藏经洞的封闭呢?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访书记》一文中认为,藏经洞封闭于北宋初年,1036年西夏军队兵临城下,敦煌即将易手之际,莫高窟下寺的僧人为了避免寺院藏经毁于一旦,就把佛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各种器具藏在小小洞窟中,然后,抹上泥皮,绘上壁画,掩藏封闭起来。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了。伯希和的论据是,藏经洞外面墙上的绘画《说法图》带有浓郁的西夏特色,图中能发现汉族装束的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内容。此外,另有一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_教的东传有关。宋朝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信仰_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合攻西夏的建议,得到宋朝的同意。此时,西夏已统治敦煌半个多世纪了,佛教是西夏所扶持的宗教。莫高窟的僧侣们担心,一旦失守,哈拉汗王朝会实行灭佛政策,惊恐万状之余,将经卷、佛像、文书等尽行封存,以免不测。

1984年,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贺世哲根据新发现的一条史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证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在北宋初年瓜沙曹氏割据_统治时期。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史料呢?原来,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对包括第130窟在内的大批石窟进行拍照,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后来,几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第130窟的表层壁画渐渐脱落,损失殆尽,画面及题记难以辨认,模糊不清了。而伯希和的文字记录,直到1982年才在法国整理出版。一条隐匿了近80年的珍贵史料,跃然于字里行间,引起了贺先生的注意。就是这第130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的供养人题名:“故叔敕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经考证,受封“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五代至北宋时瓜沙曹氏地方割据_(公元914―1035年)中的曹延禄、曹宗寿叔侄二人。曹延禄曾被北宋朝廷封为“敕竭诚奉化功臣”,1002年,曹宗寿谋杀其叔篡位后,也被北宋政府任为“沙州刺使兼御史大夫”,并“赐竭诚奉化功臣”。曹宗寿杀叔夺权后,曾假惺惺地在自己重修的功德窟里给曹延禄造供养像并题记,故作姿态地称曹延禄为“故叔”。

据考古科学技术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与第16窟甬道北壁(内为藏经洞)的表层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只要能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的准确时间,那第16窟表层壁画的时间便迎刃而解,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及原因便不难探究。第130窟表层壁画的时间确定为11世纪初曹宗寿当权时期,足证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大约就在这时或稍前。

当时,瓜沙曹氏_的联姻国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相继灭亡,曹氏_危在旦夕。为了避难和备战需要,曹宗寿下令将寺院佛经与各类官府文书统统掩藏起来。为了不被敌人看破,索性用泥抹掉了第16窟原有的全部晚唐壁画,匆匆忙忙绘上曹氏_晚期流行的壁画。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藏经洞出土的最晚纪年卷子是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洞内所有的文字遗书中,没有一件西夏文的经卷和文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占主流的“战乱说”之外,还有一种“废弃说”。一些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遗书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抛弃到这个小小的石窟中封存起来。持此论者,批评“战乱说”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在藏经洞中没有发现当时有价值的《大藏经》和其他物品,充斥其间的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杂着不少疑似伪经,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及过时的契约等。在藏经洞封闭之时,曹宗寿当政时期,这里已经配齐了《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佛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该存放其中。但为什么整套的、有价值的经卷没有收藏呢?只能解释成不是为了避难,而是石室之物均为当时的废品。况且,1000年左右,随着文化的繁荣,书籍装帧技术已有很大的进步,折页式经卷已从中原传至偏远的敦煌,风靡一时,备受僧众青睐,那些使用不便的卷轴式经卷逐渐被淘汰,连同很多杂物一道,沦落于专门存放废品的小石窟之中,便成为可能。

伸向宝藏的魔爪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物遭受了灭顶之灾。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地竞相盗掠。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金钱战胜了理性、野蛮掌控了文明的毁灭性掠夺狂潮之中,中国的一小撮官僚士绅竟然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05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首先来到敦煌,以6包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两大包藏经洞质量上乘的经卷,由此拉开了外国人在敦煌盗宝的序幕。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翻译蒋孝琬的引领下,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敦煌,贿赂道士王圆,进入莫高窟藏经洞,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写本中,耗费37个昼夜,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翻检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斯坦因充分利用了王道士的愚昧无知,花言巧语,谎称自己乃玄奘的忠实信徒,只付了40块马蹄银(合200两白银)的象征性“布施”款项,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是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他述说我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这里的经历,他显然被我打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了,卷子一层一层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

“道士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斯坦因有些得意忘形地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情景。他从容不迫地将1万多卷经卷、写本装了7大箱,另外,还将500多幅佛像绣品及精美绢画仔细包扎好,装了5大箱,偷运至英国。10月,斯坦因又指示蒋孝琬再次潜入莫高窟,骗得230捆珍贵手稿。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敲骨吸髓地从王道士手中继续骗取文物,攫取了600多件经卷,装了满满5大箱,满载而归。

在所有的敦煌掠夺者当中,如果说斯坦因掠夺的数量最多的话,那么,法国伯希和掠夺的质量与价值最高。二者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后者的中文素养比前者略高一筹。伯希和是法国汉学权威沙畹的高足,1908年来敦煌夺宝,年仅27岁,却精通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不能不说是个怪才。那一年7月,他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努埃特等人一道来到敦煌。8月3日,他进入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对整个宝库进行一番梳理、检查,以便有选择地获取精品。用了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将卷子简单地分成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与王道士密谈,最后以500两白银成交,带走珍贵文物6600卷,并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凯旋”回国。

出人意料的是,伯希和得到文物后,并没有掖掖藏藏,好像见不得人似的,而是挑选出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大张旗鼓地来到北京,1909年公开展示,大肆宣传。一时间,中外震惊,国人蒙羞。1910年,大清王朝学部终于有所反应了,电令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悉数解运北京。最惊人,也最令人不齿的一幕闹剧上演了。运送途中,马车队所到之处,大小官吏蜂拥而上,偷的偷、抢的抢,争先恐后,丑态百出,企图据国宝为己有,甚至不惜撕碎、切割经卷文书。经过一番折腾,劫后残存的8697卷经书文物运抵北京,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价值大打折扣。

官吏们的丑行,连王道士都看不下去了,他趁机又暗藏了一部分经卷文书,1911年,又卖给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一直到1931年病死,他对自己盗卖敦煌文物的行径并不感到后悔。

1914年,当斯坦因二度前来时,对王道士所给予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和更为慷慨的赠予感到有些吃惊。王道士却十分平静地跟他袒露心迹,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西域考古记》中这样记载:“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所有藏书毫不保留地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看来,外国人是真心保护研究这些宝贝,中国官吏只是想据为己有,藏在家中,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目睹官吏们的疯狂劫掠和破坏,他十分后悔没有让斯坦因全部带走,完整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供不分国籍的所有有识者观赏与研究。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宝藏,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宝藏,这个道士竟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至死不悟,实在可悲。

敦煌的灾难,决非一个小小的道士所能预知和控制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释放出来的贪欲不可遏止,丝绸古道上魑魅魍魉纷纷现身,莫高窟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5篇

[关键词]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敦煌文书

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特点

（一）重视与大学科的紧密结合

虽然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敦煌文书首先被视为新发现的非常重要的资料。近百年来，西北师范大学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关注敦煌学，也基本上立足于此。从资料内容而言，敦煌资料首先是历史资料；从资料属性而言，主体属于历史学和文学范畴；而莫高窟本身，则可以归入艺术学。因此，敦煌学研究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当然，今天所言的学科性的敦煌学毫无疑问是综合性大学科。西北师范大学成立敦煌学研究所就立足于这一认识。其组成人员的学术背景分属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美术学，而且他们的研究目标一开始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敦煌资料，在对敦煌资料研究的同时，在本专业的研究方面依然成果丰硕，并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发展。陈守忠先生对宋史、河陇历史地理、秦汉长城的研究，王宗元先生对陇中历史地理、兰州地方志的研究，蹇长春先生对杜甫、隋唐文学的研究，李并成先生对河西沙漠、古城址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刘进宝先生对隋唐史的研究，文化先生对美术史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的研究均颇有成就。陈守忠、李并成二位先生还是甘肃省30多部地方志的顾问或撰写者。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研究所是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但并非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力量的全部。研究所在集中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对全校敦煌学的研究力量起到协调和组织作用，还负责敦煌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对外联络。应当说，敦煌学研究所不仅是西北师范大学单独设置独立的研究教学机构，也是西北师范大学全校敦煌学研究力量的核心组织。

（二）重视实地考察与教材建设

1.重视实地考察与教学的结合

重视实地考察，是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和环节。1981年，国内从事唐史教学和研究者，组织了一次丝绸之路考察，队员来自16家高校和科研单位，共24人。考察队确定兰州为集合地，西北师范大学参与组织。金宝祥先生以甘肃史学会会长的身份同考察队员座谈，并在西北师范大学一同观看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电视连续篇录像。历史系刘曼春老师参加考察队，并提交考察报告《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这次考察，成为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重要的学术活动。

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外出考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去敦煌考察，二是去北京等地访学或参加学术会议。1997年上半年，笔者去敦煌莫高窟，夜间乘车从兰州出发，第二天至张掖滞留一夜，到达敦煌已是第三天晚上12点后。在莫高窟滞留两日，约略看了10多个洞窟，又在敦煌城周围走了走。此次考察来回约一周，算是走了趟敦煌，亲身领略了河西风光。1996年暑期，笔者奉导师之命去北京访学，期间曾登门拜访白化文、荣新江、郝春文先生，所带礼物即先生所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可惜，机遇不佳，仅与白先生当面请教约一个多小时，而荣、郝二位因外出讲学惜未能谋面。送给荣新江先生的书面交刘芳女士转呈，送给郝春文先生的书则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另一位先生转送。在北京滞留一周多，主要在北京图书馆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中心查阅资料，期间受到孙学雷先生的热情接待。这次访学主要收获是复印了一大堆资料，其中包括《讲座敦煌》的全部目录约50页左右。

对笔者而言，去北京和敦煌两地，都是平生第一次，印象极为深刻。此后，笔者个人多次外出走了不少地方，全是参加会议和学习。师弟、妹们按照惯例也大都如此，且颇有收获，可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不虚也。

2.重视基础教材建设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涉及专业众多、覆盖面大。为了适应教学，各学科的教师都很重视讲义编写，教材建设成绩卓著，如李鼎文《敦煌文学作品选注》、刘进宝《敦煌学述论》、伏俊琏《敦煌赋校注》、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马化龙《中国美术简史》等。有些教材已使用多年，如《甘肃史稿》完成于1962年，《中国美术简史》初稿完成于1980年，《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于1983年油印发行。从时间上来讲，这些教材均可归于同类教材中最早使用者之行列。

在教学中，强调基础，重视目录学知识。从国内学者编著的最早、最完备的敦煌文献目录《敦煌劫余录》到第一部敦煌学单行本目录《敦煌学论著目录》，⑤再到有关敦煌学的专科目录《敦煌·吐鲁番学工具书目》⑥等，均出自西北师范大学教师之手。而《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的出版，对世界敦煌学而言，也算得上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的目录学著作。这些论著虽不能确定直接于课堂占课时讲授，但用来指导科研、指导教学则不容置疑。

在教材编写和使用过程中，重视学生基础，注重教材的实用效果。《敦煌文学作品选注》从校注入手，逐字逐句讲解。《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敦煌学述论》更是从普及敦煌学知识入手。《甘肃史稿》甚至是“约集系内部分教师、学生集体编写的”。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教材的使用，为敦煌学获得新生、迎来发展新高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少卓有成就的敦煌学者就是通过学习这些书籍打下基础而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的。

（三）重视学术交流，突出爱国思想

1.重视学术交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北师范大学就很重视对外学习和学术交流。1982年，两位日本研修生来西北师范大学研修中国古代史，由金宝祥先生指导。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印出后，即赠送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册。⑧而出外学习，则成为敦煌学方向研究生的必修课程。由于条件限制，截止目前，敦煌学方向的研究生还没有出国学习的经历，但去国内其他单位学习或者聘请外来导师授课已成惯例。如敦煌学研究所长期聘请敦煌研究院李正宇、马德先生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笔者听李正宇先生讲课在1996年秋季，讲课内容很系统，有敦煌学体系的构建等。一同听课者还有敦煌学研究所青年教师马克林及研究生金滢坤、苏金花，研究院的青年研究人员邰惠莉、张艳梅等六七人，济济一堂。期末提交的作业是对“氾履倩文书”进行录文。马德先生除给研究生上课外，还单独在西北师范大学招生两届。另外，不少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也曾在西北师大授业。两家研究单位长期合作、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进而相得益彰。

1994年秋季，笔者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学习一学期，聆听郑炳林先生讲《敦煌学概论》。一起听课者有兰州大学的同级研究生冯培红、刘永明、段小强、刘慧琴等。郑先生讲课很重视敦煌文献，记得曾经做过对《索勋碑》录文与断句的练习。期间，获赠了不少专业书籍和已经出版的《敦煌学辑刊》全套。笔者的第一篇习作《胡适与敦煌学》就发表在此期间，期末提交的作业是有关一地理概念的考释。可惜，直至今日，仅仅是个作业而已，未能达到先生公开发表的要求，只记得郑先生的评语颇有鼓励性质。

2.思想性明确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史是中国学术之“伤心史”。国人中历来关注敦煌学者，莫不以树立爱国责任心、振兴中国敦煌学为己任。针对学者对《敦煌劫余录》定名问题之疑问，陈垣先生曾言：“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⑨西北师范大学编写的各类教材沿袭了这一传统，思想性明确。《甘肃史稿》专设“帝国主义分子对石窟艺术的盗劫”一节，控诉了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华尔纳等对中国石窟艺术的掠劫之罪行。《敦煌学述论》设有“扼腕愤谈伤心史”专章，开列“斯坦因敦煌劫宝藏”、“伯希和敦煌劫宝藏”、“大谷光瑞西北盗劫文物”、“鄂登堡与敦煌盗宝”、“带来厄运的华尔纳”等内容，细陈外国探险家盗宝之经过。《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绪论》明确指出外国考察家的探险活动有损害中国主权、劫夺中国文物的性质。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6篇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同其他资源相比,水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多少年来,人们习惯向大自然索取,很少去考虑大自然的承载能力。作为干旱的敦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早已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致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生产、生活用水供需矛盾日趋紧张。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有限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水资源利用现状

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总面积万平方公里。境内因拥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和沙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等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而名扬海外。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万。由于地处内陆,降雨十分稀少,年均降水量为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86毫米,是降水量的60倍。

敦煌区域的水资源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地表水,为祁连山冰雪融水,发源于祁连山西端的冰川群。地表水源主要由冰川融水和大气降雨补给,年均径流量亿立方米,引入农田的净水量亿立方米左右。

二是泉水,主要是敦煌阳关镇区域的泉水。年平均径流量亿立方米。

三是地下水,储存总量亿立方米,其中党河绿洲储水量亿立方米,阳关镇区域地下水储存量亿立方米,其他均分布在山区及荒郊野外。经省水文专家评定,党河绿洲区地下水最大允许开采量为5040万立方米,目前地下水开采已达到饱和,危及生态环境趋势十分严重。

随着农业和旅游业、工业的发展,水的需求逐年加大。党河水几乎被全部用于农业灌溉,生态用水很少。自1975年党河水库建成蓄水后,党河断流,灌区干、支、斗渠相继层衬砌,地下水渗补量剧减。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万亩,发展到现在的41万亩,地表水由于时段分布不均,不得不开采地下水以弥补河水的不足。另外,境内乱开滥垦荒地,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二、目前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后果

(一)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

1、水资源优化配置尚未形成,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来敦旅游的中外游客达67万人次以上,而且有逐年增长趋势。受利益驱动,近年来无计划开荒,无节制放牧现行十分突出,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破坏了天然植被。除此之外,地处敦煌上游的阿克塞县实施了“引党济红”工程,每年从党河引水500万立方米。加上月牙泉应急治理的渗漏补给工程每年引水800万立方米,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党河和疏勒河水系,由于上游截流开发,已断流干涸多年,致使敦煌绿色屏障受到严重威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瓜州双塔水库,玉门昌马水库相继建成,疏勒河流入敦煌北部的水量激剧减少,使该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无法与党河汇合,1974年敦煌党河未截流开发前,在敦煌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天然林和植被,维系着敦煌境内的水环境动态平衡,形成了敦煌的“绿色屏障”。两河断流后,敦煌北部、西部没有了地表径流,地下水没有了补给,致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造成敦煌绿洲区湿地萎缩、植被退化动植物种群消失,生物多样性降低。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非常艰巨。

3、地下水管理亟待加强:

建国以来,敦煌先后建成党河水库及小型塘坝3座,近年来,共完成干支渠更新改造150公里,新衬砌防渗斗农渠400多公里,建成管灌控制面积近12万亩。与50年代相比,渠系水的利用率由33%提高到,灌溉水的利用率由30%提高到。水利用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渗漏补给。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为了保证农作物的适时灌溉和解决城乡人蓄饮水困难,从70年代中期到现在,全市共新打机井1200眼,每年开采地下水量达4300万立方米,其中用于农业补充灌溉提取地下水2370万立方米,城乡工业.人蓄饮水提取地下水1948万立方米。地下水的大量开采,使境内地下水的补给量每年仅为26277万立方米,而排泄量高达33968万立方米,均衡差为7421万立方米,地下水呈负均衡状态。 据观测,1975年-1978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米,1979年―1984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米,1985年―1991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米,1992年―2001年年平均下降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米的速度急剧下降,举世文的莫窟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月牙泉也同样面临着干涸的危险。

(二)产生的后果

1、地下水位下降后,大片天然林和草场枯死,天然林比建国初期减少了,原来为219万亩,现在只有130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原来为576万亩,现在只有135万亩,减少了77%。 2、敦煌绿洲区沙化面积增加,自1994年以来沙化面积增加了近20万亩,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亩。

3、举世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面临干涸之虞。

4、大风及沙尘暴强度增大,次数增多。

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1、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按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争取国家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高效用水为核心。制定敦煌水资源长远发展规划。将地表水、泉水、地下水全部调入计划之中,按比例分配实施农业灌溉.城市供水.旅游用水.生态用水.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使有限水资源发挥其综合效益。建立党河水资源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和统一协调制度,实施取水许可证和水资源论证制度,保障水资源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合理利用,走节水保水、绿化美化之路。

首先,利用和涵养相结合;其次,宏观指导农户量水种田、科学用水,夏秋比例要适中,不能说市场经济放开发,农民全部种秋禾作物就可以种,而要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依据,保证时段、均衡受益,避免造成水资源供需失调的不利局面。三是要加强党河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党河上游的采金、开矿等要严查处,严禁将水源引上岸淘金,浪费水资源。通过加强管理和保护,以确保党河水源水质不被污染和下游的生态用水需求。

3、大力实施节水工程,切实改善水利基础条件。

敦煌水利设施大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工程老化失修。二是功能不完善,如渠首引水无保证,防洪标准低:三是地下水资源开发过度造成生态恶化。因此,必须对现有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和配套,进一步完善工程化灌溉体系,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水的利用效率。

在农业节水方面要建立节水新技术的促进机制,创造有利于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环境。因此,要加大农业节水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力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快新技术成果转化。通过水利现代化和节水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努力从政策上、体制上和机制上创造条件,推进水利现代化和推广节水新技术。

4、严禁开荒,严禁打井。

据调查,从土地二轮承包到现在,已累计开垦万亩。按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影响,开荒对农业全面增产增收有害无利。为确保敦煌区域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对无效益开垦的荒地应退耕还林还草,以保证现有农田适时灌溉,植被、防风林和田间树木不在枯死,免遭沙尘暴侵蚀。地下水开采已接近饱和,应严格限制打井,收取地下水资源费,并逐步关闭部分机电井,以涵养水源,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的经济效益。

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要考虑以下因素,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是满足区域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二是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外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三是经济结构中不同品种的比较效益等综合因素。敦煌的农业结构中,主要产品是棉花、粮食、瓜果等。目前,党河灌区棉花种植面积偏大,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因此,应适时调减种植面积,通过改善品种提高单产,减少水量消耗,保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应大力发展林果业,敦煌林果及其加工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并兼有生态效益。发展林果业可使有限的水资源产生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的效益。除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外,还应改善农业粮棉品种,压缩面积,提高单产;大力发展草业基地、蓄牧业及蓄产品加工业:建设绿色农业产业园区。通过上述途径,提高农业产业集约化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使水资源满足生产、生态需求。

6、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水务一体化。

针对流域水资源管理相对薄弱的实际,进一步理顺关系,强化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供水水务一体化,减少地下水的提取,引党河水库河源水,建输水管道和净化水厂,供应城乡人饮和生态用水,逐步提高生产、生活用水水价,引导、教育、鼓励城乡居民节约用水。封闭城乡机井,缓解地下水位下降,涵养地下水。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敦煌长远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统筹考虑大小水库的建设。同时,加强引哈济党调水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实施。

总之,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实践,开创新,在做好各项工程节水的同时,积极探索出适合敦煌市情、水情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敦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敦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010年规划》

[2] 《敦煌市城市水资源规划》

[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规划》

[4] 《水文调查报告》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7篇

关键词：《敦煌石窟全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FAN Jinshi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the Dunhuang caves， Dunhuang Academy has been compiling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caves.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records of cave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of cave archaeological pla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hoping thereby to point the way toward future work.

Key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Dunhuang Caves； Compil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意义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二 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回顾

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来考察研究，应追溯到清代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如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1821—1850）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1]，陶保廉光绪辛卯年（1891）著《辛卯侍行记》[2]等。在他们沿途的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作了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但上述考察只是中国传统的舆地考察和记载，缺乏科学的记录。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探险家盗窃藏经洞出土文物来到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调查和记录。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其中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3]。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调查时，对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4]。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摄照片，抄录了部分题榜，摹写了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5]。

1924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6]。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7]。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进行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张大千的《漠高窟记》[8]。在张大千指导下谢稚柳完成的《敦煌艺术叙录》，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9]。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0]。

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来敦煌考察。其中向达的两次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并首创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11]。

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编制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及分期表，出版了《莫高窟形》三册[12]。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所长立即着手抓基础记录工作，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所内孙儒僴、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13]。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安排史岩、李浴调查记录莫高窟各窟内容①和供养人题记[14]。又安排孙儒僴等重新对洞窟进行编号[15]。

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加强保护的建议。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16]。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8篇

关键词：古代敦煌；崖面加固；洞窟维修；清沙扫窟；佛经修补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11―14

敦煌石窟自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其时敦煌属前凉统治)乐傅和尚创建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历代先民们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佛教圣地凿窟建寺，至西夏元时代，计有八百余窟留存于世，有壁画五万余平方米，彩塑应不少于3000身。对于历代的后人们，每一个时代的信众功德主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对前代各类功德主功德窟的维护、维修甚至重建工作，因而石窟总是得到悉心保护。敦煌藏经洞写本中记载寺院及窟上僧众活动中，广泛见到与洞窟营建相关的“造作”(供应饮食)、“下棚”(搭脚手架)的支出帐目文书，其中包括新建洞窟工程，也有维修再建工程，是我们了解敦煌古代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手资料。

有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此问题略作陈述，以求教于同好。

一敦煌历代祠庙寺观维修

作为丝路重镇的敦煌，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道教及外来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传播发展，因此作为各种文化载体与交流中心的祠庙寺观代有修建，通过李正宇先生的钩沉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敦煌历代祠庙寺观建筑修建之概况。在这些建筑中，有各类祠庙不少于17所，道观十余所，西凉至情佛寺8所，中唐时僧寺尼寺达16所之多，到五代宋时达17所，加上不明的各类寺院、兰若、佛堂等建筑，计有近百数。宋天禧三年(1019)三月沙州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莲台寺、大乘寺、圣光寺等9寺25(26)名僧人结社集资在莫高窟造“天禧塔”。此塔于1941年被民国地方军队马家军毁坏，出土木塔一个，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这些寺院中较早者如大乘寺(尼寺)，始建于北周(553―581)时期(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犹存(《天禧塔记》)；较晚者如圣光寺，建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好多寺院都是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维修，有的延续几百年。佛寺以外祠庙建筑也经常得到后期的维护。

以下就祠庙寺观之维修，分类进行说明。

(一)寺观正常维修

任何建筑受自然风吹雨淋日晒，加上敦煌常年的风沙，会使土木结构的建筑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损坏。维修，属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

龙泉寺，瓜州僧寺，北周天和三年(568)初见其名(S，616)，蕃占期之戊午年(838)闰十一月比丘谈建于此写《金有陀罗尼经》，到了宋时，瓜州押衙王庆元曾为此寺上过屋泥(S，3368)。上屋泥应属寺院日常维修。因为敦煌地区属沙漠性气候，寺院等建筑均为土木结构，屋顶常只铺一二层泥(下粗草泥，上细草泥)，一般不铺瓦。现存莫高窟上、中、下三寺及榆林窟寺院屋顶均如此。屋顶这种处理方式在西北地区较常见，为了保证表面光滑，也考虑到偶尔下雨时便于走水，每年都要上新泥一遍，此类作法在今天的西北农村仍可见到。寺院的此类维修工作，敦煌文献多有记载。载“油叁胜，六月修寺院及上屋泥三日中间，众僧解斋时用。油壹胜，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用”。“面柒斟，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叁斟，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食用”。

金光明寺是敦煌著名僧寺，蕃占期(戊)辰年(788)初见其名()，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沙州文录补》本《丑年五月金光明寺直岁僧明哲请便麦粟牒》载：

金光明寺状上

贷便麦拾伍驮，粟伍驮。

右缘当寺虚无，家客贫弊，寺舍破坏，

敢不修营。今现施工，

未得成办。粮食罄尽，工直未填。只欲

休废，恐木石难存。只

欲就修，方圆不遂。旨意成立，力不遂

对莫高窟的创建年代，传统的敦煌文献和研究者多取敦煌文献莫高窟第322窟《圣历碑》、《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莫高窟记》所记“前秦建元二年”(366)说(实为前凉张天锡升平十年)且似成定论，但经王素先生绵密之考订，此说不合历史实情，显属古人和今人之误解。参见王素《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2页；《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研究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353页。

张维辑《陇右金石录补》“天禧塔记”造塔愿文。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心。伏望教授都

头仓贷便前件斛斗，自至秋八月填纳。一则寺舍成立，二

乃斛斗不亏。二图事仪，似有稳便。伏望教授商量，请

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丑年五月日直岁明哲谨牒

都维那惠微

寺主金粟

沙知先生推断此丑年应为821年。金光明寺的这次维修是由当寺集体出面向敦煌僧团请求援助而进行的维修，原因是该寺贫困财力有限导致寺院建筑“寺舍”等“破坏”，大概已到了不能再维持日常寺院生活的境况，因此亦属正常维修。

记载了归义军军资库司为自行修建天王堂寺与神堂子支付灰麻等而请求处分之事：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廿日楼上天王堂及神堂上灰麻贰拾斤，未

蒙判凭，伏请处分

己卯年八月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三日楼上天王堂、佛堂子上灰麻壹斤，五日准旧泥

火炉麻贰斤，伏请处分

己卯年九月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此处可理解为新建楼上天王堂与佛堂子，也可理解为对已有天王堂、佛堂子的维修。

(二)因重要人物政治宗教等需要而作的维修

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壁犹存，模仪尚宛，直以风摧雨烂，尊象尘漾，栋宇疏廊，空余基陛，口口口口口口口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徘徊耸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艟阶墀，古树却吐鲜芳；玉彻流泉，莓苔复点城隅之下。别创衙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就，俨尔光辉。

索勋是在张淮鼎之后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从上引碑铭可知他曾经对敦煌某一寺院进行过维修。郑炳林先生认为该处所记索勋所重修之寺院可能就是龙兴寺，若推断无误，则体现了索勋对龙兴

寺的重视。龙兴寺是敦煌大寺官寺，因此节度使发心维修。该次维修的原因，也是由于“风摧雨烂”而使寺院建筑佛像较为残破，亦属寺院正常维修。又据《翟和尚邈真赞》记载：“龙兴塔庙，再辑行廊。罄舍房资，供设无疆。”可知作为都僧统的翟法荣也曾修葺过龙兴寺。陈大为认为翟法荣之所以出资维修龙兴寺，可能与龙兴寺为其出家之寺有关。

像节度使索勋、都僧统翟法荣对归义军官寺大寺龙兴寺所做的维修，表明他们以地方政治与宗教领袖的身份，身体力行，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联系到归义军节度使和都僧统们在莫高窟功德窟的营建，表明他们对敦煌寺院发心维修，以作功德，同洞窟的营建一样，实有对各自任职之事庆贺并“回向”之意。像归义军官寺龙兴寺、灵图寺等必然为其维修之首选，因此，还应有更多寺院维修工作，只是记载不存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地方长官、佛教界领袖、大家族、大官僚、僧官们对各寺院经常的维修功德，才使得各寺院在敦煌存在较长时间，从一二百年到五六百年时间不等。

(三)出于政治文化等特殊原因的营建维修

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祠庙寺观的创建及大规模的维修，总是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或政治活动等有关。李先王庙，是西凉王李禺为其父所立庙，在沙州城西八里(、)，初建于天玺二年(400)冬十一月，庙院周回三百五十步，墙高一丈五尺。唐初已颓毁，唯存基址。到了唐天宝二载(743)三月壬子，玄宗追尊李嚣为兴圣皇帝，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当地对李先王庙进行了全面维修，焕然一新，大概到晚唐时又渐残败。

张芝庙，敦煌人为了纪念东汉草圣张芝而建，《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临后汉张芝池学书，池水尽墨”。开元四年(716)九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开拓此池，出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张氏族裔修葺该池，中立庙宇及张芝容(、及)，直到五代时犹存()。张芝庙为敦煌特有的文化名人，一直受到敦煌民众的崇敬，如此其庙宇则定有不断维修，才至少存在了二百余年。诸如此类的各类祠庙寺观营建维修工作定当不在少数。

(四)出于独特群体信仰需要的寺庙维修

敦煌各类建筑中，除佛教和代表传统儒家文化的祠庙以外，作为丝路上中亚粟特九姓胡人重要聚落地的敦煌，体现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的建筑袄庙约在初唐显庆至龙朔(656―661)间建成，在沙州城东一里，又称“安城”。《敦煌廿咏・安城祆咏》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敦煌祆庙建筑立一舍，画神主，共二十余龛，其院周回五百步()。五代时甘州回鹘公主君者者《与北宅夫人书》()云“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庙燃灯”，是知五代时敦煌袄庙仍在。该祆庙是敦煌唯一一座以粟特九姓胡人为信众主体的神庙，至少延续了二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规模不断扩大，当与粟特人数的不断增加有关。

(五)寺院扩建维修

寺院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寺内僧人、信众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原有的规模不能适应寺院日常活动，因此需要在原基础扩建维修。

仙崖寺，亦名大圣仙崖寺，《莫高窟记》记西晋时索靖为之题额，隋开皇年间，僧善喜于此造讲堂，未知何时又于堂后建立普净之塔。五代时，此塔凋残，归义军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予以重修，风铎鸣响，彩画照眼，颇壮观瞻(及)。讲堂后又有弥勒院，至后汉乾四年(实为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五月犹存()。说明该寺先后经历扩建和维修。

莫高窟第152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西向第二身菩萨像前有一则游人漫题“……陕西省乾隆拾三年伍月十六日，众信弟子／新修斋房壹院，又补修佛殿房一次”，说明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莫高窟寺院佛殿的维修工作仍在继续。

(六)因寺院改名而大规模维修

寺院改名，肯定是受特殊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或主要功德主的变化等原因所导致，因此也就意味着寺院规模需要扩大，至少原有建筑等需要重新维修粉刷，以为新的信仰需求，增加新的气象。法门寺，敦煌僧寺(寺址待考)，存在于五代后晋至后周显德初。后周广顺元年五月曾进行过较大整修(见)。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先生认为后周显德间，又改为显德寺(见《敦煌讲座(三)》)。寺院改名，对寺院来讲是重大事件，因此在原有基础上做大的维修、扩建甚至重建都属情理中事。按土肥义和先生的研究，公元840年左右，吐蕃时期始建的永寿寺和永康寺分别改名为三界寺、净土寺盯。上山大峻先生同意这一观点。三界寺和净土寺是归义军时期敦煌重要的寺院，因此这一改名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有可能系人们对吐蕃统治时期遗留历史的更改，有一定的感情取向，想必这次改名也伴随着寺院建筑的维修或扩建。

(七)因战火造成寺院较大破坏而维修

作为土木结构为主的敦煌寺院建筑，极易受到诸如火灾等自然因素的破坏，因此一旦被大火毁坏，便需维修或再修。

据记载金光明寺曾经遭受过战火破坏，《唐天复元年辛酉岁(901)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云：“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此是指公元900年甘州回鹘火烧金光明寺之事，可知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寺舍破坏。因此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维修，如果说前者仅是因寺院贫困、寺舍破坏而进行的正常维修，后者则显然属战火后大规模维修与重建工作。另据郑炳林先生研究，回鹘人这次火烧金光明寺的灾祸，也波及与之相邻的三界寺，之后三界寺沙门道真“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为三界寺重建经藏(敦煌研究院藏0345、北图续0329)，则寺院的重建维修工作当不能例外，且至公元935年之时早已完成，三界寺一直到天禧三年(1019)时仍有僧人活动(《天禧塔记》)。

(八)一般佛刹维修

除较大规模的寺院以外，敦煌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私家兰若和小型佛堂类建筑，也必然存在一个维修保护的问题。《修佛刹功德记》：

乃见当镇佛刹，毁坏多年，往来巡游，不生渴仰。割舍财具，诱化诸贤，崇修不替于晨昏，专心不离而制作。门楼新架，宝刹重添，四廊梁栋而创新，绘画不侔于往日。就中(自己)偏舍，重发胜心。于殿上门额画某变相，东壁画文殊师利并侍从，并以周毕。若乃金轮展转，相好三身；百亿如来，疑从会集。种彩装饰，朱艳唇端；八十仪容，分明了了。龙天八部，光影后从；小界声闻，熙怡来集。散华童子，持宝盖以来

迎；天女持花，应吉祥而含喜。早朝稽颡，

直为人民(至切于)；夜设明灯，侍凭于佛

力。修建功毕，聊赞数行。

记载颇为典型，对“当镇佛刹”进行较大规模的全面维修，不仅新修了门楼等本体建筑，还重画了大量的壁画。经过全面维修，使得该佛刹焕然一新。显然非“修旧如旧”，有再修之感觉。

二崖面加固整修

莫高窟自公元344年创建，最晚的洞窟则为元代，现存洞窟735个，其中南区存487窟，北区存248窟。考虑到历代因崖面崩坏、毁小窟建大窟等各种原因，其总数远不止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思考的是，历代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都是布局于宕泉河西岸南北一千六百余米、高10至40米不等的崖面上。随着崖面洞窟越建越多，密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大量被挖空的宽阔前室的存在，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崖面的松动，甚至会引起崖面大面积崩塌，如遇地震等地质现象，则会加剧这种洞窟危害。因此，面临这些客观的现象，古人们必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敦煌这样一个“善国神乡”，大量佛教洞窟的存在，又要考虑新建洞窟的崖面选择，虔诚的佛_和寺院、僧团等组织一定会有所举动，对崖面进行加固整修。

综观历代莫高窟崖面加固整修，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崖面绘制壁画

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政教合一，佛教集团受制于节度使。按郑炳林先生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_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僧官的任命、僧尼出家、教团各种活动内容及其过程的管理等诸多方面，甚至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受归义军行政法令的影响，结果使得佛教教团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完全成为归义军_所属下辖机构，各级僧官也成为归义军的“释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僧团统一管理的莫高窟洞窟营建最终也与归义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崖面的加固维修也必然受到归义军_的左右。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上有空间的地方，全都画上了壁画，这些壁画直到今天仍保存完好，有的像新画的一样。不管功德主出于何种目的，但他们这种善举行为最终对崖面产生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莫高窟的崖体属砾石结构，曝露在外面，长年累月，极容易受到风雨侵蚀产生自然风化，而一旦外层有了一层厚厚的壁画地仗的保护，崖面则不再风化。另一方面，当时人们为了保护这些露天的壁画而修建伸出崖面挡风雨的简单建筑，也对崖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修建平台等建筑

我们从20世纪初来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等探险队、考察团所拍当时的莫高窟崖面照片可知，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极其残破，多处洞窟前室塌坏露出主室，壁画彩塑曝露在阳光之下，另有多处崖面有一触即塌的感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崖面即是五代宋时的基本情况，崖面已经饱和，因为其后沙州回鹘西夏元时期基本上不再营建新的洞窟，均是重修前期洞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20世纪初莫高窟崖面的状况，也即是五代宋归义军和沙州回鹘西夏元以至明清时期人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在人们顶礼膜拜香火不绝的归义军、沙州回鹘、西夏时期，是不会让其任意塌毁的，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的具体记载资料而已，否则大量的洞窟不会如此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大约在第454窟营建之前及之后，可能由于地震的作用，现今第275窟到第454窟一段崖面发生较大面积的崩塌，来自第454窟的壁画坠落于下层第487窟外。这次地震对这一段的崖面和洞窟造成很大的破坏，第454窟北侧小窟第452、451、450窟，南侧的第275窟，上层偏南的第458窟，上层偏北的第448、446窟，下层的第276、277窟等所在崖面均程度不同发生崩塌。于是至迟到了明清时期人们从底层修建一二层平台，直达第454窟，该人为平台掩盖了第53窟、第二层第276窟及其周围的几个小洞窟，因此这一段的上下两层在崖体加固拆除平台时新发现了几个小洞窟。现今第231窟下原也修一二层平台，拆除时也发现一些小洞窟。另在现今小牌坊处修一土阶梯直达第三层的第428窟，俗称古汉桥。类似的建筑在其他各段崖面也有，均对崖面产生有效的支撑保护作用。

(三)以土坯墙、草泥皮对松动、空洞、塌陷崖面加固

在现今南北二大像第130窟和第96窟两侧的崖面，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用土坯草泥皮加固崖面松动、空洞、塌陷的现象，另在其他多处崖面处也可以看到类似对松动崖体进行加固的土坯土墙。加固的具体时间不明，推测有早到初唐者。像这样对崖面加固的情况，应该广泛存在于莫高窟崖面。笔者曾走访敦煌研究院一些曾参与加固前洞窟崖面调查的老先生，他们讲，在20世纪60年代崖体加固前，有大量这样的土坯墙，其中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加固在里面，故使我们今天对此现象不能全面了解。载“面陆斗，窟上脱墼及垒墙两件用”。记载了造墼、揭墼、易墼、搬墼的具体工序。谓“面四斗，将窟上脱墼人食用。面伍斗，窟上垒墙时用”。

(四)疏导河水保护崖面

莫高窟洞窟崖面下即是大泉河，现今的大泉河床被人为推移到离洞窟崖面较远位置并修建了坚实的防洪墙，以防止洪水对洞窟及崖面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大泉河水大多时间都是在紧依底层洞窟的崖壁前河床中流淌。对此，敦煌写本多有记载：《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云“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故而从窟前流过的河水对崖面产生一定的冲刷破坏作用，越往北越严重，因此到了北区河床基本上就在崖面下。故而导致莫高窟北区最底层洞窟多被河水冲刷过半，致使崖面凹陷。洪水对北区洞窟的破坏情况，樊锦诗、李最雄、彭金章、王旭东、张_、姚鲁烽等先生均作过研究，可供参考由于没有加固，河水对北区崖面的破坏现象比较清楚，南区则不太明确。事实上考古资料表明，来自大泉河的河水特别是洪水对南区底层崖面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严重的，大多的窟前殿堂建筑程度不同曾受到过洪水的破坏，甚至像最底层的洞窟第487、488、489等窟就是因洪水而废弃的。

莫高窟之外，另一处重要佛教中心西千佛洞位于敦煌最大河流党河河床的北岸，该处崖面本身就是党河水从戈壁中冲刷形成的。历史上党河流量一直比较大，到了夏季，来自南山的洪水经常威胁到洞窟的安全，因此藏经洞文献中多有僧团、寺院组织僧人或社人到“西窟修偃”、“西窟上水”的记载。

其中“修偃”，是指为了保护洞窟所在崖面，修筑小型的堤坝拦水。对此，敦煌文书多有记载，如《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土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计会》“油一升，西窟修偃僧食用”。P3490_油三升两抄，西窟修偃、燃灯用”。

“西窟上水”，资料亦多，_粟七斗，西窟上水众僧食用”。_断西窟上水僧名目：海柱、永口、定定、法真、善庆、沙弥保定、保行，以上七人各七斗三升”。_油三升半，西窟上水、燃灯用”。马德、袁德领等先生认为“西窟上水”应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如到了春耕时放水入渠。

“西窟上水”具体所指是什么活动，并不明确，因为敦煌文献中所记“上水”活动只在西窟有，莫高窟、东窟(榆林窟)均没有，如果是正常的农业生产放水入渠，则在沙州城周围应有更加频繁或固定的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9篇

[关键词]甘肃；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影视创作；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72—05

一、 甘肃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及其影视创作

早在丝绸之路开创时期，古代人民就开始通过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表达对新颖文化生活的特殊感受。从汉武帝刘彻的《西极天马歌》到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从敦煌变文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从西凉乐到长安宫廷舞，从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再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无不彰显丝绸之路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魅力。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同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丝绸之路文化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由此诞生了敦煌学、丝绸之路学、西夏学等诸多学派，也大大激发了文学家、艺术家的灵感，创作出很多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音乐、舞蹈和影视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以其迅捷的传播速度与多元性综合化艺术效果，更是后来居上、影响极大。

（一）甘肃拥有丰厚的丝绸之路文化资源

甘肃处在丝绸之路咽喉位置，丝绸之路三条主干道均穿越甘肃省境，②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缔造了博大精深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交流、繁荣铸就了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敦煌。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_文化在这里相遇，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敦煌文化艺术。敦煌文化不仅包括壁画、彩塑、文书等，还有丰富多样的地理环境、人文生态系统和人们的生存方式。敦煌莫高窟汇集了世界四大文化命脉精华，创造、保存了中国上千年的文明和历史，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追溯历史，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新石器时代众多民族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相传，人文始祖伏羲、女娲诞生于陇上，周秦先祖从这里走向中原。甘肃在历史遗产、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四类资源丰富度排在全国第五位，堪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随着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敦煌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影视艺术表现手段的快速发展，在影视创作中充分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甘肃省文化产业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丝绸之路文化资源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

1.电视专题片

中国影视界主创人员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近几十年来，以甘肃丝绸之路文化为背景拍摄的电视专题片有《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敦煌再发现》、《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写生》、《敦煌》、《黑戈壁·黑喇嘛》等。1979年，中央电视台（CCTV）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合作拍摄大型系列片《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让许多人真正了解了这条举世闻名的古代商道和蕴涵丰富人文历史文化的中国西部地区，它代表了当时中国纪录片制作的最高水平，在日本等国家掀起一股了解中国的热潮。2004年6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放送协会再次携手合作摄制12集电视纪录片《新丝绸之路》。两国共派出350多人的拍摄队伍，深入敦煌、楼兰、黑水城、喀什等地采访，还专门设立海外组，在八国十个博物馆拍摄到大量珍贵镜头。该片历时两年摄制完成，于2006年3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新丝绸之路》以近年来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尽可能还原历史原貌。该片在技术手段上也多有突破，首次使用超高清晰设备，以直升机、动力伞、航模飞行器从空中全方位进行拍摄，首次将电脑复原的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尊重拍摄双方的审美情趣、观察角度、素材取舍和表述方式，合作方式比较灵活，最终形成CCTV与NHK两个版本。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10篇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1]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2]、火烧沟人（羌）[3]、塞种[4]、允戎[5]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6]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7]、粟特（昭武九姓）、吐蕃、?炷?8]、苏毗（孙波）[9]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10]、南山[11]、仲云（众云、众熨、种?X）[12]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13]、党项（西夏）、蒙古[14]及黄头回纥（裕固族）[15]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_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_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_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衣?摹㈣笪摹⒉?奁盼模_泄挪ㄋ刮模?⑿鹄?俏男闯傻奈南住K?俏?颐侨鲜独?飞隙鼗兔褡宓?a class=content_a href=http:///class_free/;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6]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 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7]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在新世纪伊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 吐 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18]建中二年（781）[19]、贞元元年（785）[20]、贞元二年（786）[21]、贞元三年（787）[22]及贞元四年（788）[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名称可考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多称者）；四、经及注疏（尚待甄别者）；五、怛特罗文献（梵文名称可考者）；六、怛特罗文献（已甄别但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待甄别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待甄别者）；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 Catalogues by F. W. Thomas 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尚不包括内容重复太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写本）。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巴黎，1978、1979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 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_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著，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_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 T. 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 T. 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_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239解读》（《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_年第3、4期）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 T. 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 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部）研究著作，如：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 T. 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一曰《战国策》）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 T. 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中国藏学》2002年第2～3期）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4期，1982年、第13卷第2期，1983年）、《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 2736、S. 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著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 T. 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王尧《P. T. 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 T. 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_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6，I. O. 751，P. T. 134，P. T. 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_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诸如此类，都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述及的是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和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多部专著，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金针度人，极为有用。最近，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当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927年就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1927年）。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并作过报导。惜未形成研究性论文，故公诸于世的文献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 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43]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765）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781）敦煌沦陷之间。[44]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为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河西重镇张掖、敦煌相继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4年；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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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39.

[5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2（12）：17-18.

[52]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07，209，213，图版245.

[53]庾信.庾子山集·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M/CD].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汉至五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

[54]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J].文物，2002（1）：44-45.

[55]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图版73.

[56]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5，图版13：6.

[57]释道宣.续高僧传·昙延传[M]//大正藏：第50册.1983：489.

[58]欧阳修，等.新唐书·方伎·张果传[M]//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746.

[59]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91.

[60]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7（11）：26-27.

[61]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50.

[62]翟睿.中国秦汉时期室内空间营造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5-68.

[63]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图版39，40.

[64]宿白.《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G]//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66.

[65]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01.

敦煌莫高窟报告 第12篇

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关于莫高窟的创建由来啊，有这样一个故事。longlongago，有一个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鸣沙山下，这时正值黄昏，太阳就要沉落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之中了，他又饥又饿，茫然四顾，在向东方远望时，忽然看见三危山高耸的峰顶在夕阳的映照之下，金光闪闪，好似有千佛在其中显现。和尚一下子被这奇妙的景象惊呆了，欢喜万分，立即顶礼膜拜，并许下了造窟的誓愿。他随即化缘，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向了四面八方，于是就有许多善男信女前来朝拜。后来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在乐樽开凿的洞窟旁边又开凿了一窟。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无法弄清最早开凿的究竟是哪两个洞窟了，因为到唐代时候，这里开凿的洞窟已经有一千多个了。也难怪人们会把莫高窟成为千佛洞。

莫高窟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壁画45000平方米，塑像2400余身，现存洞窟491个，理所应当的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塑像造型之多、保存之完整，其艺术价值之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享誉国内外。

说到莫高窟，不得不说的是她的壁画。莫高窟壁画就像一座巨大的美术陈列馆，向人们讲述着神秘高深的宗教艺术。壁画内容主要有尊像画(佛、菩萨、天王像等)、宣扬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变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迹华等等。壁画有的反映生产生活社会生活，有的反映衣冠服饰建筑造型，有的反映音乐舞蹈杂技各种艺术，总之就是人间百态尽在其中。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人打开了一扇窗口。莫高窟的壁画艺术是龙门、云冈石窟所没有的，是世界上任何石窟寺所无法相比的，它是莫高窟艺术的精髓。如果所45000平方米壁画一张张连接起来将长达25公里，要把这些壁画哪放在路边的话，可以构成个从市区到莫高窟的一条长长的画廊。其规模之宏大，题材之广泛，艺术之精湛，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一大画廊法国学者称之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正如一位学者看了莫高窟后感慨的说：看了离煌石窟就等于看到了世界的古代文明。

飞天是莫高窟的另一个精华。在莫高窟的众多石窟中，都绘有大量的飞天形象。飞天，是佛教中乾达婆和紧那罗的化身。乾达婆是天歌神，在佛国里散发香气，为佛献花供室;紧那罗是天乐神，在佛国里奏乐歌舞。他俩原是古印度神话里的一对夫妻，后被佛教吸收为_的众神之一，就职能不分合为一体变成飞天了。敦煌飞天的风格特征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那靠什么飞呢?是借助云彩，凭借飘曳的衣裙和飞舞的彩带凌空翱翔，可谓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婀娜多姿，曲线优美。难怪有人会说，中国女人对s型完美曲线的狂热追求是源自这里呢!

总结诚实守信

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所以我一个小小的导游肯定有很多地方涉及不到，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